今年以来，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复苏明显，尤其是越南出口高增，引发关注。而中国进入三月经济下行压力加大，4月数据显示供需两端同时走弱，2020年以来长时间支撑增长的出口增速也出现明显下滑。短期内东南亚对中国部分商品出口份额的替代正在发生，市场对中国产业链外迁的担忧也再度上升。

　　在笔者看来，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确实将对今年中国出口带来压力，但受制于经济体量差距、劳动力教育程度低、技术和研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等核心短板，所以我们一方面没有必要过度夸大越南制造崛起的威胁、抬升中国产业链外迁恐慌；另一方面，越南坐拥人口红利、开放政策等优势是事实，美欧日“产业链去中国化”也为其提供了助力，应高度重视防范由此带来的中长期竞争压力和中上游产业链外迁风险。

　　短期份额被替代，加大中国出口下行风险

　　今年三月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4月份部分经济指标明显转弱，社零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出口等核心指标增速均出现大幅下滑。5月1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座谈会，明确指出当前“部分行业和企业困难加剧，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与此同时，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主要经济体快速复苏。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的GDP实际同比均达到5%左右；IMF预测越南将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实现6%和7.2%的增长。制造业方面，复工复产快速推进之下，今年以来越南等国制造业PMI持续处于扩张区间，2月以来越南工业生产指数更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同比增速。服务业方面，东南亚各国正逐步放宽入境游客新冠检测政策，截至目前越南零售额已恢复至疫前水平。出口则是最大亮点，3月以来东南亚各国出口均出现明显反弹，越南出口高增成为近期热议话题，官方数据显示其4月增速高达25%。

　　基本面错位下，份额替代将对今年中国出口带来不小压力。总量来看，对美国、欧洲市场份额的替代已在发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数据显示，今年3月美国自东盟、越南进口增速分别为27%、30%，均超过自中国进口增速（18%）；当月美国自东盟进口占比为13.6%、较去年12月明显提升，同期中国的份额则从19.2%降至16%。中国和越南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4月当月越南对美国、欧盟出口增速均大幅提升至30%以上，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增速均有明显下滑、已降至个位数（9.4%、7.1）。

　　品类来看，份额替代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和消费电子类商品，与新兴制造国现存产业结构高度相关。一方面，东盟、越南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份额替代十分明显，集中体现在塑料及其制品（HS39）、皮革及其制品（HS42）、针织服装及配件（HS61）、鞋靴及其制品（HS64）、家具及其制品（HS94）、玩具及其制品（HS95）等品类；另一方面，对电脑、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份额也有一定挤占，今年以来美国自东盟进口的通讯设备及零部件（HS8517）份额有所提升，同期中国份额则在下降。

　　越南制造快速崛起，竞争压力不容小觑

　　短期出口下行压力之外，市场热议越南出口高增的背后，是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担忧。毫无疑问，越南坐拥人口红利和开放政策等多重竞争优势，为其近年来制造业快速崛起提供了天然土壤，2019年以来更直接受益于中美贸易摩擦，已成长为不可忽视的竞争力量。

　　人口条件来看，2021年越南全国人口已超过9800万人，平均年龄不到33岁。其中，劳动人口超过5200万人，年龄结构呈现出十分理想的纺锤形，25-29、30-34、35-39、40-44、45-49岁年龄段的人数排名前五，占比分别为11.97%、13.95%、14.59%、12.92%、11.67%。劳动力成本低廉依旧构成其核心竞争力，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最新发布的《2021财年日本国外投资企业现状的调查报告》，在越南的样本日资企业为制造业作业员、资深员工和管理人员负担的人均劳动力成本分别为4571、8707、17014美元，同期在中国的日资企业则为12923、19199、31444美元。

　　政策条件来看，越南经贸开放程度持续提升，不仅作为成员国享受东盟共同体自贸市场以及“东盟+1”系列自贸协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等）外，还加入了高标准的CPTPP和包含中国的RCEP，并与欧盟签署了号称“新一代自贸协定”的《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对欧盟关税将逐步降至零，中美贸易战也使得近年来越南低关税优势更加凸显。此外，越南政府吸引外商的政策支持力度大，出台多项优惠措施改善营商环境，如将企业所得税率降至低于中国的20%。

　　越南的短板也很明显

　　基于上述优势和惊人的发展速度，每当短期出口替代现象发生之时，市场对中国产业链外迁风险的关注就会大幅升温，此次也不例外。但越南真的要取代中国还有很大距离。

　　前面已经提到，近期呈现出口替代的商品品类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下游加工组装制造业。笔者基于劳动力质量、FDI构成和其他最新基本面状况的进一步研究则显示，越南核心产业构成在疫后并无太大变化，基础发展条件也没有实质性提升，中长期依然受制于劳动力教育程度低、技术和研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等核心短板，经济体量差距更决定了越南难以取代中国。

　　其一，疫情导致就业缺口，中长期劳动力质量依然偏低。尽管经济正快速恢复，但疫情对越南就业的影响时间看起来更长。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越南劳动力参与率仅为68.1%，较疫前（2020年一季度）降低2.2个百分点，越南统计局连续四个季度提示就业缺口，近期越南各地招工难的新闻报道也层出不穷。

　　劳动力质量方面，根据越南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截至2021年一季度，全部劳动人口中拥有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合计仅为15.5%，无培训经历的占比则高达74.02%；与之相对应，中高级技术和专业岗位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仅为10.9%，制造业就业仍以低技术水平的初级工作为主。

　　其二，外贸依赖严重，代工厂模式下产品附加值不高。总量层面，今年前四个月越南出口额1223.6亿美元、累计同比16.4%，进口额1198.3亿美元、累计同比15.7%。进出口高增的同时，越南贸易顺差却持续呈现较低水平，今年前4个月累计仅实现贸易顺差25.3亿美元。

　　结构层面，今年前四个月越南前三大出口目的地为美国、中国和欧盟，其中美国占比高达29.6%。前三大进口来源地分别为中国、韩国、东盟其他国家，其中中国占比达到31.8。一季度越南自中国进口电话及零部件、计算机及零部件、照相机及零部件、纤维材料占其同期自中国全部进口的比重分别为27.4%、22.3%、6.3%、5.2%。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前四个月，越南自中韩进口和对美欧出口较去年同期近乎同步显著增长，显示越南制造的核心依然是从中国、韩国进口服装纺织原材料、消费电子零部件等进行加工组装，最终向欧美出口的代工厂、“类中转站”模式。

　　其三，疫后FDI负增长，新增项目比重下降。总量层面，越南FDI在2019年陡然走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彼时的产业链外迁趋势，韩国、日本、欧盟均加快了对越投资。但疫情以来越南FDI总体呈现出负增长态势，外资吸引力整体不如中国。叠加俄乌冲突等外部环境恶化的影响，今年越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注册资金已连续四个月放缓，1-4月同比降幅达11.7%，实际到位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结构层面，截至2021年底越南FDI存量中接近60%的注册资金投向下游加工制造行业，紧随其后的是房地产业（15.1）、电力燃气及空调供应业（8.3%），投向中上游制造业的比重极低。今年前四个月新增金额来看，除投向批发零售业的金额占比（6.2%）有所提升外，以下游加工制造为主的投资格局并无太大变化。值得关注的是，贸易战处于高峰的2019-2020年，越南FDI增量来自新增项目的占比较高，但今年以来则主要由存量项目增资与出资入股资金贡献。

　　此外，随着全球贸易知识密集度上升和自动化技术的普及，产业链完整程度和营商环境逐渐成为比劳动力成本更重要的考量。上述情况下，工业体系不完备、研发投入不足、地理分散和基础设施落后等障碍，也将长期制约越南要素集聚和产业集群形成。

　　中国产业链外迁的近忧和远虑

　　综合上述分析，在笔者看来，越南制造并不具备撼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的能力，实际上其快速崛起对中国产业链而言既是竞争、也有互补，对此应理性看待，短期内也没有必要夸大其负面影响。

　　但中长期来看，大国博弈下的产业转移是早已显现的大趋势，欧美日“产业链去中国化”战略将为越南等新兴制造国提供绝佳助力，5月13日落幕的美国-东盟首脑特别峰会已将双方合作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在经济领域暂无具体成果，但美国已向东盟亮出替代中国产业链的明确诉求，并提出在必要时可进行有限技术转移。中国应高度重视防范由此带来的中长期竞争加剧和中高端产业链外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