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逆差等于贸易毒药？2018中美贸易将何去何从？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双边贸易摩擦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

　　去年1月20日，承诺要平衡中美贸易的特朗普总统宣誓就职，上任后立刻将美国从全球化的掌舵者转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领军人，将全球国家划分成顺差国、逆差国两个阵营，强烈指责中国、墨西哥、德国、日本等国损害了美国利益，向世界各国要求“更加公平”的贸易关系。

　　一年来，中美经贸往来不乏多项重大动作。

　　有合作，包括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特朗普访华签署2535亿美元大单；当然也少不了摩擦，比如美国对中国的钢材、铝板等产品发起232调查、发起知识产权方面的301调查和“双反”调查、先后否决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37.45, 0.43, 1.16%)公司与华为合作销售产品。

　　刚刚进入2018年，美国国会议员还于1月14日提出提案，要求美国政府机构禁止采购华为和中兴的通信产品及服务。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美贸易总值为3.9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对美出口2.91万亿元，自美进口1.04万亿元，对美贸易顺差1.87万亿元，扩大13%，达到历史新高。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这一数据后，多家国外媒体和机构纷纷预测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我们认为贸易逆差并不是危害美国的毒药，2018年中美贸易仍将在摩擦中前行。

　　一、2017年美国对中国逆差升高的原因

　　2017年，美国政府采取各种举措，不断向中国施压，对中国收取惩罚性关税，贸易逆差为何没有收窄？原因如下：

　　第一、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的形成是历史积累。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陷入了痛苦的滞胀，中国经济在“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如何改革开放。两个国家都需要新的复兴和增长的方法。

　　美国由于缺乏储蓄和增长，需要依赖中国庞大的储蓄盈余来维持收支平衡。中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大量美国国债，帮助美国预算赤字提供资金，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柱之一。美国则避开了低水平储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家庭收入增长疲弱可能引发的危险。

　　1993年起中美贸易开始由美国对中国顺差转为逆差62.7亿美元，2017年顺差2758亿美元，增长了40多倍。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数据，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1至1.5个百分点。中美贸易可帮助一般美国家庭一年平均节省850美元以上。40年来，中美双边经贸合作已形成互补的利益交融格局。

　　第二、美国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出口结构上的选择和限制，进一步导致了逆差的形成。

　　按照国际贸易体系和分工，出口产品必然是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基本经济规律。

　　事实上，美国的相关优势产业都保持了对中国的顺差，例如农业、波音飞机、精密仪器等。此外，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其项目包括了国际运输、国际旅游、跨国银行、国际融资公司及其他金融服务、国际信息处理、传递、计算机及数据业务等等。

　　2015年美中两国双边的服务贸易总量636亿美元，美国从中国进口151亿美元，出口485亿美元。2016年服务贸易达到703亿美元，美国从中国进口161亿美元，出口542亿美元，美国对中国顺差381亿美元。

　　尽管服务业出口数据不计入货物贸易统计范畴，但不可否认，在这方面美国对中国存在巨大顺差。倒是美国在其他一些优势产业，如高科技技术和产品方面处处设限，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这些领域的出口，客观上推高了对中国的逆差。

　　第三、2017年全球经济持续改善，总体需求回暖。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价格大幅上涨，价格从中国国内生产传导到出口环节，推动出口价格的上涨，造成实际贸易数额的增加。

　　第四、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2017年1-9月进口额1807.7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49.6%，增长11.9%。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例如苹果手机、通用汽车等。

　　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美国人民消费能力上升，购买了更多苹果等跨国企业生产的电子产品，直接推高了顺差值，简单说就是美国人购买了更多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

　　二、贸易逆差是严重危害美国利益的毒药吗？

　　答案很明显，并不是。

　　第一、根据长期研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悉尼大学 SalvatoreBabones 教授在《福布斯》杂志发表的观点，贸易逆差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状况下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在受到重大冲击、陷入衰退的疲弱经济中，巨额贸易逆差是一个国家正在失控地走向收支平衡危机的信号；在经济强劲的情况下，巨额贸易逆差是资本顺差的一方面表现。当前，美国经济处于 3 年来最快增长，美联储连续加息，迅速增长的资本账户盈余表明国际投资者正在美国寻找机会。

　　第二、税改后美国逆差将进一步加大，这是美国主动追求的政策效果。

　　2017年圣诞节前夕特朗普签署了新税法，规定企业带回海外收入只需一次性纳税，现金类资产征税15.5%，固定资产征税8%。

　　2004年，美国国会曾在当年推出一项临时性减税政策，规定在当年底前美企将海外利润汇回美国，只一次性征收5.25%的税率，而非35%。该项政策当年推动美企将海外利润集中性回流 3120亿美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按照美国税务基金会的预测估算了本次税改后未来10年内将有 6.4万亿美元资本流入美国，有可能导致美元汇率走高，驱使美国企业寻求海外服务与商品供应商，增大美国贸易逆差。

　　另外，特朗普减税政策将会进一步减少国民储蓄，增加政府赤字，而由于美元升值，贸易逆差也会继续上升。

　　第三、中美贸易逆差数据不能代表利润和利益在哪个国家。

　　加工贸易占中美贸易的三分之一，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仍处于价值链生产的中下游，中国从加工贸易只赚取少量加工费。

　　在东亚地区内部，70%是供应链贸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提供高端零部件，运送到中国大陆进行组装再销往世界各地。全球价值链中，产品并不是中国制造、德国制造、美国制造，而是“世界制造”。

　　将国际产业和贸易体系割裂开来，否认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单纯以顺差逆差划分阵营将会伤害美国经济，而不是“使美国再次伟大”。

　　第四、美国就业问题同对中国贸易逆差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就业岗位的减少主要是源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研究显示，中国市场支持了美国260万个工作机会，至少4000亿美元的市场。2017年前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1.2%、3.1%和3.3%，就业市场已接近充分就业。

　　目前美国自然失业率约为4.5%左右，而2017年10月份美国失业率已降至4.1%，为16年来低点。美国对中国逆差则在2017年达到历史峰值，可见，对美国逆差贡献度高达46%的中国同美国的充分就业没有直接联系，中国贸易是美国政府平衡国内外政策的“替罪羊”。

　　三、面对逆差，美国应该怎么办？

　　第一、美国政府应当在现有国际政策规则框架内平衡美国贸易，并同各个经济体共同制定新型国际贸易规则。

　　例如美国政府可以从政策上对出口企业支持鼓励，提供融资、信息和商务便利，为企业开发海外市场提供便利条件。美国通过遵循规则并制定新的规则维护利益，这才是世界第一经济体理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第二、通过协商与合作平衡贸易。

　　例如2017年通过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美国牛肉、电子支付服务、天然气、农作物等更顺利地进入中国。可以预见，美国农产品贸易在未来还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大豆、牛肉、玉米等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在高科技领域美国也应当通过协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出口。

　　第三、通过改善经济结构改变贸易格局。

　　通常美国个人消费对GDP的贡献一般在70%左右。贸易逆差实质上是美国利用别国剩余储蓄，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美国自己制造了逆差，而不是中国或者墨西哥。美国应当继续改善自身经济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利用现有技术优势增强产业竞争优势，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只有经济结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贸易格局。

　　第四、通过金融和资本领域的合作为贸易平衡创造环境。

　　在金融领域，中国也已承诺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中美两国应加强合作，进一步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建立更严格的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体系，保障全球金融体系的开放与稳定，为贸易活动提供有效的支撑。

　　特朗普的助手们正在帮助总统对各种贸易惩罚措施的选项进行权衡，文章还未写完，总统又决定向进口太阳能面板和洗衣机征收关税，可以预见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停止，也许将会在更多领域出现“局部战”。

　　我们建议美国的最高决策者们保持理性的态度认识中美经贸合作，政策应当适度，视角应当长远，以实际利益而不是数据作为评估标准。全球化并不能平均地给世界每一个人带来福祉，但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动摇的现实，平衡贸易的所有对策应基于此，逆全球化只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伤害。

　　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利茨所说，全球化规则和机构基本都是美国建立的，美国的贸易谈判人士已经获得了大部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