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称，要警惕中国对外投资收益净逆差未来超过贸易顺差规模，最终导致中国经常账户出现逆差

　　2011年底我国对外资产累计4.7万亿美元，对外负债2.0万亿美元，计算得出对外资产累计收益率为2.7%，对外负债成本累计为5.2%，也就是说，外资在华收益率高出了中国对外资产收益率1倍左右。

　　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下降将比大家想象的更快，除了贸易顺差减少之外，投资收益项下的净逆差正成为一个新的原因。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2011年我国投资收益项下净逆差规模为268亿美元。

　　这一数据并非意味着中国2011年底累计3.2万亿美元或累计4.7万亿美元的对外总资产收益为负，而是在剔除外来投资也就是中国对外负债的成本之后，总体净收益为负。根据外汇局近日的澄清，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收益1280亿美元。不过根据数据，2011年对外负债的成本为1549亿美元，净逆差为268亿美元。据此前外汇局公布的《2011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11年底我国对外资产累计4.7万亿美元，对外负债2.0万亿美元，计算得出对外资产累计收益率为2.7%，对外负债成本累计为5.2%，也就是说，外资在华收益率高出了中国对外资产收益率1倍左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原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余永定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微博)》指出，这种收益率之差必然导致，虽然中国为净债权国，但净投资收益却为负，这是我们长期担心的问题，是中国长期坚持的招商引资政策的必然结果，随着收益项下净逆差效应的持续，中国要警惕这一逆差规模的继续放大，最终超过贸易顺差规模，导致经常账户的整体逆差。

　　推动对外资产多元化

　　对外资产收益率低、对外负债成本高，其背后是中国国际投资资产与负债方的结构失衡。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也指出，我国对外投资以外汇储备运用为主、民间投资为辅，主要是债权投资；外来投资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主要是股权投资。“按照市场规律，股权投资回报理应高于债权投资。”他说。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中国共计持有美债1.1789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占据了中国3.4万亿美元外储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考虑到中国持有的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这一比例将更高出许多。

　　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丁志杰指出，中国的对外资产主要是投资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欧美主权债务危机还在持续，目前这样一个情况下，投资收益可能相对偏低。但其背后的结构是，中国对外资产主要是低收益的金融资产，对外负债主要是高成本的FDI等；而对比之下，美国对外资产主要是高收益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证券类金融投资。

　　国泰君安高级经济学家林采宜此前指出，在金融危机持续、量化宽松被普遍预期的情况下，外汇储备投资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债，很可能会进一步遭遇贬值缩水的困境。

　　“外储多元化的方向，不应局限于币种之间的分散，更应当在不同的资产投资，来分散风险。”她说。此前，中国央行和外汇管理当局，出于外汇储备增值保值的目的，曾多次重申外汇多元化的政策思路。

　　“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是一个净储蓄国，在金融危机还在持续发酵的过程中，要想实现海外资产的保值增值，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也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丁志杰说。

　　抛开单纯的经济因素，外储多元化可能在更多的层次也遭遇了困境。丁志杰认为，目前西方国家对外资收购本国优质资产和以股权方式控制优质企业的限制较多，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企业资金充足，走出去步伐在加快，但是严重缺乏熟悉各国法律法规，能有效对海外机构进行经营管理的国际商务人才。

　　非政府部门净债务

　　2004~2011年，我国对外资产年均增长26%。但尽管对外资产仍在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考虑到资产收益少于外资在华投资的收益，这种增长并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对外资产、负债的失衡上。

　　以2011年底数据，中国对外投资资产累计4.7万亿美元，其中官方外汇储备资产3.2万亿美元，简单统计非政府部门对外资产只有1.5万亿美元，而负债却有2.9万亿美元，这意味着非政府部门对外净负债约1.4万亿美元，这接近GDP规模的20%。一国非政府部门是净债权还是净债务，决定了该国资产和货币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资产还是避险资产定位。比如中国与日本，虽然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很强，但在金融危机时期，由于日本是非政府部门净债权国地位，危机时资本回流日本，日元汇率反而升值，而人民币则会因面临资本流出而有贬值压力。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推动私人部门的对外投资能相对提高投资效率，也避免了巨大规模的外汇集中于官方，被迫、被动分散风险，大量投资于收益较低的外国国债的困境。

　　“资本项目的放开进程的推进，会使得私人部门的民间对外投资需求得到满足，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改变目前相对尴尬的局面。”丁志杰说。

　　根据中国央行的规划，1至3年内，将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 “走出去”。最近推动的温州金融改革试验，也包括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