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的贸易逆差是中方为缓解中美汇率争端而表现出来的让步姿态吗？有一点点。但是，笔者认为，这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同时也表明，中国政府为避免恶性通胀发生，已经开始对通胀的“元凶”---高额外汇储备“釜底抽薪”了。

　　2009年， 中国银行业释放天量贷款， M2增长27.7%。从历史数据看， M2并未达最高点。但是，业内人士观察货币量，并不单纯看M2的增速， 更多地是看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和CPI增长率的差值。 这个差值可代表多发行的货币量。2009年，这个数据接近20%。

　　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在看到2009年上半年的这个差值数据--21%时， 曾表达了他的极度忧虑， 他说， “看到这个数据，在人民银行工作过的人都慌了”。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上，这个差值此前最高点出现在1993年， 当时也只有8.6%， 其後的1994年随即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率达到了空前绝後的24.1%。

　　实际上，中国央行的收缩行动从2010年年初已经“温和”启动，除了严控国有银行信贷规模外，2010年1月18日和2月25日， 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虽然冻结的流动性不多， 但收缩的宣示意图明显。其後，在银监会政策的配合下，四大国有银行信贷继续强行刹车，3月新增贷款仅2,658亿元， 整个银行业3月新增贷款为人民币5,107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加1.38万亿元。 银行间市场上， 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不断回收流动性，并于4月8日重新祭出三年期央票，以拉长冻结流动性的时间并影响利差结构。

　　但是，根据人民银行本周一公布的数据，形势依然不甚乐观。 3月末M2同比增速仍在22.5%，而年初制定的目标是17%； 尽管3月份对外贸易出现六年来的首次月度逆差72.4亿美元， 但外汇储备馀额仍然继续增长， 达到2.4471万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25% 。尽管目前还没有得到3月份的CPI数据， 但是，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的CPI已经达到2.7%，逼近全年的目标3%。而且在这个数据公布後， 统计局官员在公开场合还表示，全年CPI控制在3%很困难。不能忽略的是，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年的CPI是负的0.7%， 也就消费者物价指数水平下降0.7%。70个大中城市房价仅上涨1.5%。这些数据均曾遭到公众的严重质疑。

　　这一切表明， 通胀形势非常严峻。那麽，央行手里还有多少牌可以打？

　　加息当然是一张王牌。但是，在美联储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利率不变的情况下， 加息无疑是向海外热钱“热情招手”，从而加剧中国的房市、股市泡沫并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率。

　　另外，目前的形势下， 加息的效率也十分可疑，因为2009年放出的天量贷款中大量的是长期固定利率贷款， 也就是说借款人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就已经把利率固定了，有的甚至干脆就是“霸王协议”：央行加息时， 利率不能动；央行减息时， 利率随之下调。因此， 可以说，加息对2009年已经签订合同的长期贷款早已鞭长莫及、徒唤奈何了。

　　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通过减少顺差而对外汇储备釜底抽薪以减少基础货币量供应量无疑是应对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最为有效的办法。

　　中国1994年1月实行汇率并轨， 同时开始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这就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1994年当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4.1%的历史高位。

　　所谓强制结售汇， 就是国家规定，企业出口後换回的美元和其他国家货币必须通过银行卖给国家（资本项下流入的外汇也必须卖给国家），国家支付给企业等价的人民币。如果企业需要进口商品或者资本项下有外汇流出需求，企业再支付给国家人民币购得外汇。一个关键的因素是， 国家支付给企业结汇的人民币是通过货币发行，也就是印发新钞实现的。在这种货币发行机制下， 如果中国出现长期顺差，其表现出来的货币现象就是，中国有多少外汇储备， 就意味着央行向中国的市场投放等值的人民币。 而另一方面，与这部分新发行的人民币所对应的商品却已经通过出口留在了国外（同理，资本项下流入的外汇并没有随之带来国外的商品）。换句话说， 与国外商品对应的货币购买力通过这一货币发行机制被凭空转移到了国内。如果国际收支是平衡的， 也就是说，如果长期来看中国没有顺差也没有逆差，则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相反， 如果中国持续长期顺差， 就意味着中国流通中多出了与外汇储备等值的人民币， 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荷包中和银行存折上的人民币就被稀释了，其表现当然就是物价上升。

　　所幸的的是， 这些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储蓄率一直保持高位增长（1994年储蓄率39.1%， 2008年是51.3%）， 也就是说，公众愿意把自己与当下商品对应的购买力通过储蓄推迟到未来实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本该在国外实现的购买力凭空被植入国内的部分。另外，央行还利用手中的国债并发行央行票据暂时对冲一定量的流动性。因此，这一矛盾并不特别突出，流通中多出的的人民币也没有立即体现为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但是，在2009年极度宽松的刺激政策後， 这一矛盾就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这也就是一些业内专家所预测的， 如果美国没有施加压力，让中国面子上过不去的话，也许中国已经主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了。

　　事实上，此前央行已经为此做了一定的铺垫工作， 2008年8月， 《外汇管理条例》修改， 取消了企业经常项下强制结汇的规定。也就是说，企业出口获得的外汇收入可以自行留存，不再要求必须卖给国家，这就是所谓的意愿结汇， 以期减少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国内无商品对应的人民币发放。但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 央行的这种良好愿望势必落空，因为企业更愿意持有可能升值的人民币而不愿意持有可能相对贬值的美元。因此，这一政策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效果。但是，这个领域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比如通过增加进口减少顺差；控制结售汇，逐渐扩大外汇市场；建立外汇平准基金、 改革货币发行机制等等。

　　我们应该注意到， 在中国3月贸易逆差数据公布後， 中国商务部官员承诺要逐步减少顺差。 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胡锦涛也指出，中方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他还说，中方愿采取进一步措施增加自美进口，促进两国贸易平衡。
　　作为普通公民， 笔者认为，通过了解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实际含义，我们需要增进的一个认识是，顺差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历史因素造成的现实，它不但关系到美国公众的利益，更关系到中国的物价问题，尤其关系到中国没有机会出国购物的普通公众钱包里的人民币会不会被稀释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公平问题。

　　其实这也就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很多场合向公众宣传的，不存在只有利于一方的汇率制度，也不存在只伤害一方的汇率制度。顺差和逆差都不是国际收支的理想状态，国际收支平衡才是最好的状态。

　　因而， 在对待顺差和升值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公众应以理性的态度，给当局足够的时间去解决问题，绝不能简单地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阶级斗争逻辑，把这一经济问题政治化、复杂化。而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国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敌人， 有的只是既有各自国家利益， 同时也有着互补共进关系的贸易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