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台军售和谷歌事件,中美关系正值微妙时刻。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近日在其纽约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美国重要的智库之一,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时,经常会参加该机构组织的欢迎宴会。欧伦斯本人还曾参与和推动著名的“乒乓外交”。

　　欧伦斯认为, 中美关系目前“在正确的轨道上”。他预期,人民币汇率在今年第二或第三季度将开始升值,但升值幅度不会过快,因为这符合中国保持社会稳定的目标。

　　欧伦斯说,接下来几年,经济问题将是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议题,而气候变化问题会越来越重要。但两国间的“战略不信任”会让中美之间有一段艰难时期。

　　而要促进了解和更好地管理中美关系,欧伦斯认为,中方领导人需要和美国群众进行交流。比如,中方领导人访问美国时接受美国电(600795,股吧)视主持人采访就是一个不错的交流方式。

　　人民币升值:不会在美国产生工作岗位

　　《21世纪》:你如何评估谷歌事件对中美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影响？

　　欧伦斯:有很多讨论说,美国企业会重新考虑他们的中国策略,但我想不会。

　　在我看来,如果谷歌最终退出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就是互联网搜索引擎领域基本就没有竞争了,而竞争催生创新。谷歌退出,百度会有92%、95%或98%的市场份额。在全球经验中,当一家公司占据如此垄断地位时,就不会有创新。所以,这对中国也不是好事。

　　《21世纪》:几周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中国新年》的文章,批评中国的汇率政策。这个话题非常热,人们对此有很多讨论,你怎么看？

　　欧伦斯:克鲁格曼说中国操纵汇率,造成美国未来两年140万工作岗位丢失。毫无疑问,克鲁格曼的文章增加了政策圈和政治圈的辩论。人们对此的确有很多讨论,但我认为他错了。

　　美国担心工作岗位丢失,但我相信,即便人民币重新估值也不会在美国产生新的工作岗位。人民币升值太快会对中国自己造成伤害。那些在江苏、广东等地的,如纺织、玩具、鞋子等很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低利润工作。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岗位不会到美国,他们会流到印度尼西亚、越南、斯里兰卡。中国可能会有损失,但美国也不会从中获益。

　　如果你跟踪这些工作岗位的轨迹,他们从美国流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然后是中国,还会从中国流入其他国家。

　　不过,我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人们会听克鲁格曼的话,而不听我的。

　　《21世纪》:你对于人民币升值有没有具体的期待,你认为什么时候会开始升值,幅度多大？

　　欧伦斯:中国会让人民币升值,因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固定的风险是,美元继续贬值会在中国产生泡沫。中国政府担心稳定,不希望有资产泡沫。我没有参加那些经济政策规划者的会议,但我想他们会告诉中国领导人,如果人民币和美元在这个位置挂钩时间太长,可能会有产生资产泡沫的风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在房地产领域,北京和上海的房价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股市的交易价格也比较高。如果你允许这些泡沫继续增长,当它们破灭时,就会出现社会稳定问题。

　　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会减少纺织业、玩具业以及很多其他低利润行业的就业。如果这些行业有3%或5%的利润率,货币升值7%的话,他们就不赚钱了,然后就会解雇员工。所以,中国领导人要平衡预防泡沫和保护就业的需求。不过随着出口部门开始复苏,人民币会感觉更轻松。我期待人民币今年开始升值。

　　《21世纪》:今年什么时候？

　　欧伦斯:第二或者第三季度,不是12月。我期待是第二季度末或者第三季度开始升值。但不是因为政治压力,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政策规划者理解不升值的风险。升值对中国消费者也是有利的,因为能帮助中国经济转向以消费为驱动。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也会减少经常账户盈余,现在的储备太高了。

　　金融危机:谴责借钱给你的人有点孩子气

　　《21世纪》: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否认美联储的政策造成了这场危机,他认为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向美国过度借贷,是造成此次危机的原因之一。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欧伦斯:我不同意。你向有钱的人借钱,还谴责借钱给你的人,我认为这有点孩子气。而比这个更糟糕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对于储蓄不足方面的失败不愿意担负责任。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的储蓄率为负,不能像这样消费。但是没有人有任何政治意愿站出来说,你需要交税,需要储蓄更多,需要为退休储蓄。指责别人是真的不负责任。

　　《21世纪》:在去年奥巴马总统访华前,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和弱势美元政策造成了股市和房市的投机,给新兴市场带来了新的风险。你怎么看？

　　欧伦斯:这只是一方面,低利率毫无疑问催发了借贷和消费的繁荣。其他原因还有失败的监管,我们没有法律能够阻止这个。刘明康基本上是对的。他还有说美国有毒资产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中美关系:头号风险是保护主义

　　《21世纪》:你认为2010年以及今后几年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题会有哪些？

　　欧伦斯:接下来几年,经济问题将是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议题。美国经济会增长,但增长会非常缓慢,失业会保持在历史高位。这种情况的风险是,它会导致美国的保护主义情绪。另外,美国国会及一些政策制定者越来越认为中国在减少经常账户盈余方面做得不够,认为美国贸易逆差一部分是由于汇率的错误估值造成的。另外,中国做的很多事情,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走向保护主义。我想这是头号风险。我希望也相信两国的领导人能理解这一巨大风险,并阻截任何一方面出现严重的保护主义。

　　但这仍然是一个真实风险。中美的战略不信任在两国之间继续存在,这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并且会影响所有议题,影响台湾、反恐合作、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政策等。中方一些人说,美国政府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压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气候变化就是压制中国增长的一种方法。美方一些人相信,中方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他们想让我们承担所有的负担。这反映了中美间存在的本质上的战略不信任,会扩散到很多议题上。

　　很明显,气候变化的议题非常重要,未来会更为重要。但因为美国政府不相信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政策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那些清洁技术的工作岗位,都产生在中国而不是美国。比如,投标中国的风能企业,没有一个外国企业中标,都是中国企业。他们吃惊,这可能吗？他们就抱怨招标挑选过程,说外国公司无法中标,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个过程或者标准,这些设置的标准只有中国企业能够满足,外国无法满足。于是,在美国就产生了一种报复情绪。因为美国基本上是开放的,所以就有人主张应该某种程度上限制中国出口产品到美国来。

　　所有这些都让我担心,中美之间经济关系会有一段很艰难的时期。

　　在军事方面,虽然有战略不信任,但我相信双方领导人在正确的轨道上,在增加军事交流。中美军事合作会继续,我们会在搜索救助、打击海盗、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合作。这些都在正确的方向上。

　　《21世纪》: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也抱怨美国做得不够。你认为美国政府做得够吗？

　　欧伦斯:不够,当然不够。我们需要在本质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但考虑到美国的政治程序,这方面非常困难。美国的政治程序在应对气候变化这种议题上,设计得并不好。

　　比如,在美国西北部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以及加州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清洁能源。全球变暖对沿海城市会有极大影响。所以他们非常赞成采取强力措施减少碳排放;但是在美国中部和东南部,很大程度上依靠煤。一些老工业使用很多的能量,中西部的每单位碳排放量要高得多。密歇根和俄亥俄大约是俄勒冈和华盛顿的三倍。那些参议员,他们的工作不是代表国家,而是代表他们的州,所以密歇根和俄亥俄等州的参议员倾向于阻止气候立法。所以,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中国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对此也是持批评态度。

　　增进信任:中国领导人与美国群众直接交流

　　《21世纪》:中美之间既然有战略不信任,那么如何可以增进了解,如何更好管理中美关系？

　　欧伦斯:第一是教育。美国总统意识到这个,他说要有10万美国人到中国去,这是很好的想法。美国和中国的年轻一代需要更好地相互了解对方。我希望这种战略不信任随着年代推移能够逐渐消散。中国这方面做得很好,而美国在中国的留学生不到1万人,确实非常少。

　　同时,还要在不信任的领域增加交流。军事关系方面,中国的军官到我们的军校如西点军校,美国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合作,这样也会增加信任。

　　中国领导人需要直接与美国人民进行对话。美国人看中国领导人只有一个维度。中国领导人,比如胡主席,如果到美国访问,可以接受美国一家电视网主持人的采访。聊一个小时,比如谈谈他的家庭,他在文革中经历,他父亲的经历,他怎样看待这些,他对中国前景的展望,对孩子和孙子辈的展望,等等。我知道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比较困难,但这是有价值的。这使美国人会去找一本真正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去了解。美国人看中国领导人,是通过媒体的过滤器来看的,而美国媒体倾向于关注问题而不是成功,关注时局而不关注历史。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会给你一个不同的角度,而不是媒体狭窄的棱镜。

　　他可能不会谈这些,中国领导人没有与美国人进行过直接交流。但这就是教育的一部分,领导人之间要相互了解,也需要和群众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