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非关系的分析既不能简单地用“双赢”来概括，也不是西方媒体所描述的噩梦。中国的行为应放在世界体系的大环境下来看，应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分析讨论

　　近几年来国际上有了许多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与非洲联系密切的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法国。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当然应该接受监察，然而西方精英把中国看作是与西方争夺非洲资源和影响的对手，从而扭曲了关于“中国在非洲”的看法。他们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比其关于“西方在非洲”的话语要负面得多。

　　这种话语包括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如何对非洲的治理造成了“坏的影响”。与此相伴随的一种观点套用发展权的话语，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作为阻碍了非洲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话语在美国最盛行，而在1998年联合国通过发展权的决议时，只有美国拒绝承认这种权利。2007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典型地显示了西方媒体是如何进行这种讨论的；其标题《非洲乱治的庇护者》指的是中国。这篇社论说如果非洲国家把自然资源抵押给中国，中国将为他们开出巨额的支票，而不关心腐败或专制的问题。它说中国正在进行“冷酷的人民币外交”，与实行“种族灭绝”的苏丹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关系”，并把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当作“最喜欢的人”，使津巴布韦缺乏自由选举和“理智的经济政策”。《纽约时报》还断言，中国正在用廉价商品充斥非洲，给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却不坚持西方国家所努力推动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的准则，从而使最贫穷的非洲工人变得更加困苦。社论还对中国公司对赞比亚矿工的剥削表示愤慨。

　　这种话语的本质是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有损人权，甚至是一种“殖民主义政策”。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有些活动确实侵犯了非洲人的人权，但不是以西方精英所声称的那种方式进行的，而是以与西方政策相同的方式进行的，包括不利的贸易条件、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压迫性的劳动制度以及对独裁统治者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共同特征。中国的精英们在过去曾经谴责过这些做法，但现在却几乎把这些颂扬为有活力的资本主义。例如，2007年复旦大学学者简军波在颇有影响的Beijing Review杂志上回应对中国在非洲搞“殖民主义”指责。他认为中国所采取的路径“与市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逻辑是一致的”，因而这些作为并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殖民主义者，而是变成一个“在非洲成功的资本家”。

　　对西方的话语我们的论点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并不想说“中国在非洲”是积极的，西方是消极的，或者说中国在非洲的作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也有类似的作为。对中非关系的分析既不能简单地用“双赢”来概括，也不是西方媒体所描述的噩梦。中国的行为应放在世界体系的大环境下来看，应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分析讨论。我们的论点包括三个方面：1）在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很难对中非关系的长短处进行单独的评估；2）作为世界体系的成员，中国在非洲与西方在非洲的共同之处要远比人们想象得多；3）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作为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有社会主义的遗产以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这些因素使中国的政策不像西方的政策那么有损于非洲人的权利观（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中国在非洲的吸引力）。在此，我们主要讨论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我们也要考查“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以及非洲人是否同意这些话语的主要观点。

　　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进口

　　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急剧上升。1995年中非贸易额只有30亿美元，2006年中非贸易额已达到550亿美元，非洲在中非贸易中略有顺差。但是当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仅仅是中国外贸总额（1.76万亿美元）的3％。2008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总额为1070亿美元，非洲明显享有顺差，但是因为中国对外的贸易总额已达到2.56万亿美元，中非贸易只占了4%。2006年中国是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法国，而2008年中国已经超越法国，排在美非贸易1400亿美元的后面。中国宣称中非贸易为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0％。

　　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涉及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与进口的问题。在进口方面，这种话语主要围绕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问题，许多西方人指责中国使非洲更加依赖于通过出卖原材料来获得收入。一位加拿大学者指出，西方人经常强调说“北京对非洲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必然会延续非洲对石油出口的依赖，从而进一步阻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比如农产企业以及制造业”。

　　2005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10%的出口产品是运往中国的；到2007年，该比例已增长到13.4%。5个石油和矿产国对中国的出口占中国从非洲进口的85％。2004年，石油和天然气占非洲对中国出口额的62%，矿石和金属占17％，农业原料占7％。2009年，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占非洲对中国出口额的86%。这种结构并非奇特，除了南非之外，非洲大陆的制造业主要限于纺织品和服装，而中国也大量生产纺织品和服装。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各自从非洲的进口有相似的结构。2005年美国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口中石油占80％，服装不到3％，其余大部分为矿物质。2005年，通过美国对非洲优惠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进入美国的石油产品占美国进口的非洲产品总价值的92％。2008年，上述比例依然保持在92%，当年无论通过AGOA计划与否，进入美国市场的石油产品占了美非贸易总额的88%。

　　中国2006年消耗的石油中大约有47％是进口的，2008年则是50%。2006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占世界石油贸易的6.8％，占中国所需能源的12％。2005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能源总需求的4％。在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31%的份额中，安哥拉的份额为14％，苏丹为5％，刚果为4％，赤道几内亚为3％。非洲国家所供应的石油占2006年中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4.5％，占2008年中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6%，占美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3.2%，两者没有什么大不同，非洲石油进口为美国提供了5.2％的能源需求。

　　中国进口石油主要用于为生产提供能源：其石油需求的70％是为了工业上的用途，而美国石油需求的70％被用于汽车消耗。2009年中国的非洲事务特使指出中国进口了非洲石油出口总量的8.7%，而欧盟和美国各获得33％。中国总理也指出中国只占全球在非洲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总投资的1/16。因此，中国并没有支配非洲的石油市场。然而“中国在非洲”的话语认为中国企图成为非洲资源的主要获取者，并认为中国仅对非洲的资源有兴趣。

　　中国确实参与了具有剥削性的商贸：历史上，石油和其他全球性交易的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商品的价格主要由政治力量的不对称所决定。影响石油和初级产品的因素除了“不平等和不同类的交易”之外，还包括：石油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创造很少的就业机会，却破坏了环境，引起石油生产国的贪污腐败。“不同类的交易”（disparate exchange）主要是指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交易，一方获取的商品是财富，而另一方获取的商品却是社会财富的浪费，比如一方获取的是财富类的石油，而另一方获取的是武器，武器属于社会财富的浪费。盛产石油的地区，如苏丹和尼日利亚南部的尼日尔三角洲，从他们的这种世袭财产得到的利益太少了，以致于暴力冲突接踵而至。

　　中国在非洲有石油的目的，因为世界已探明的常规石油储量的80％都是国有的，占世界石油生产的2/3。剩余的大部分储备被西方石油企业开采。中国获得非洲石油的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经常把石油交易与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打包——从1956～2005年，中国为非洲国家的900个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440亿美元的低息或无息贷款。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基本上放弃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且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也得不到私人和公共的融资。尽管基础设施的缺乏已阻碍非洲的发展，从1992～2003年，非洲基础设施的国际投资只达到除北美以外的所有此类投资的4％。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并成为卓越的建设者。世界银行估计，截至2006年年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洲基础设施的贷款超过125亿美元。2007年，该银行承诺在未来三年内用于与非洲有关的基础设施和贸易融资贷款将达到200亿美元。除此之外，2006年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上为了鼓励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中国政府宣布成立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八国财长批评中国的贷款，理由是应该避免“贷款和免除债务的恶性循环”，但是非政府组织指出，富国在2005年承诺给非洲的额外250亿美元援助款中已交付的只有23亿美元（八国集团把减免债务称作援助。如果不算这部分援助，那么从2005～2006年八国集团对非洲的援助下降了2%）。

　　中国在非洲取得石油的做法体现在2004年与安哥拉达成的协议所引起的关于“中国在非洲”争议中。这个协议之所以会引发争议，是因为这个交易涉及向腐败的安哥拉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贷款并没有要求安哥拉政府报告资金如何使用。最初的2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是用于铁路维修、道路建设和办公建筑等方面。这笔贷款将以每天生产10000桶的前壳牌石油区块的石油来偿还。印度最大的石油企业一直在寻求这个区块，但中国却获得了这个区块，原因在于中国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贷款，利息定在1.5％，在17年内偿还，其中还包括5年的免息期。后来利息被降至0.25％。协议还保证它所资助的基础设施中将有价值达30％的项目会保留给安哥拉人来做，其余70％公开招标，当然70%公开招标的项目多数很可能由中国公司得标。到2007年为止，中国为安哥拉的基础设施项目至少贷款60亿美元（一位匿名的审稿人告诉了我们一个未公开的信息，说中国对安哥拉的贷款数额总共达到130亿美元）。

　　中国给安哥拉的和其他非洲国家的贷款受到世界银行负责人保罗·沃尔福威茨、英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责，他们说中国的举措可能会使非洲陷入债务之中。美国财政部把中国称为“流氓债权人。”然而非洲仍然深陷于西方设立的“债务陷阱”之中，欠债多达3000亿美元，并支付大量利息。

　　截止2005年，尼日利亚、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把其国家预算的40%用于偿还债务。就像美国的非洲研究者者戴博拉·布劳地根（Deborah Brautigam）所指出的，中国“经常取消非洲国家的债款，这些贷款通常是以零利率发放的，并没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长期谈判和令人质疑的条件”。例如，加纳两个主要城市阿克拉和库马西之间的公路是用中国的无息贷款在2006年修造的。但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认为，减免债务将引起道德风险，因为它会鼓励被减免债务的国家在将来借贷之后又期望更多的债务减免。当然，中国至今一直对非洲国家减免债务，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中国在将来还会继续这样做。

　　经合组织的研究人员更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并没有加深非洲国家政府的腐败。中国的领导人知道腐败官员会抽走他们的基础设施贷款的一部分，但中国提供的贷款不会像西方的援助那样被腐败耗尽。正如一个香港记者所指出的，因为中国的贷款和援助与基础设施项目绑在一起，“腐败的统治者就没那么方便地用它来购买奔驰了”。美国的一名关于中国在非洲经营活动的观察员认为，中国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为有效，因为中国的许多援助被用于“水电站大坝、铁路、公路和光纤电缆，这有可能造福老百姓，无论他们生活下的制度是多么腐败。”

　　尽管西方国家在言辞上要促进非洲石油生产者的透明度，但是在实际上却并没有约束在非洲开采石油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对非洲石油区块的招标一般有支付给政府的“签字费”，这笔钱往往达到数亿美元。外国石油公司明知道在他们支付的数额与在政府官员瞒报之后东道国政府所获得的数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有一个罕见的被公开的案例：西方石油公司告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2001年他们为石油管道项目向安哥拉支付了4亿美元，但是安哥拉政府声称只收到2.85亿美元。

　　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和总统办公室控制着石油收入。调查人员已追查到西方跨国公司支付给安哥拉官员海外私人账户的数亿美元的奖金和贿赂款。多数跨国公司拒绝公布他们所支付的金额。西方国家政府不要求本国的石油公司作出这种披露，但是却要求腐败的政府公开自己的腐败。

　　西方的政策干预并没有真正减少“资源的灾祸”（resource curse）。“资源灾祸”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悖论，即自然资源的丰富不仅没有给一些国家带来更多经济增长和发展，反而使它们有较少的经济增长、更多的发展恶果。一些非洲学者争辩说，只要非洲官员以及贿赂他们的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容忍这种犯罪行为，那么仅仅提倡透明度不足以结束与石油有关的腐败。英国政府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很难监管他们的行为，因为接受监管全靠自愿，而披露腐败的责任被放在非洲各国政府身上。非政府组织倡导的要求公司发布支付金额的运动旨在强制性地要求公开交易自然资源的公司来披露支付金额，而不针对非交易的自然资源公司或国有企业。大多数西方石油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公司，一直抵制披露支付金额的要求。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曾表示：“西方人若认为他们可以买到非洲的善政廉政，这将是错误的想法，善政廉政只能来自内部。中国根本没有威胁非洲的善政廉政与民主的改革，因为只有土生土长的才有成功的机会”。

　　西方媒体经常引述世界银行与乍得的协议作为一个外部干预得以遏制石油引发的腐败的成功例子，认为这个协议避免了资源灾祸，促进了扶贫。为了获得世界银行的少量资助来建设从乍得到喀麦隆的管道（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私人投资项目），自2003年以来乍得政府把来自埃克森美孚公司和其他管道运营商的特许权使用费存入伦敦银行。外国监督员监督着这个帐户，向乍得发放资金，主要用于扶贫项目。管道建设中，由于石油价格低，跨国公司不愿意在没有世界银行支持的情况下冒险建设。一项研究发现，世界银行与乍得协议是一个“在一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次性事件，这些历史条件现在已不存在”。随着油价升涨和供应紧张，石油公司不再需要世行批准来投资项目。有人认为世界银行与乍得协议的地域范围和期限极其有限，对于减轻贫困不可能发挥多大作用。

　　“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很可能会继续集中在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问题上。美国分析家尤其认为，在战略上中国与美国在争夺非洲石油。到2007年2月为止，非洲为美国提供其每日石油进口的24％，超过中东所占的18.6％。美国政府估计，在2002?2025年之间非洲石油产量将增长91％，而全球产量将增长53％。2007年成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将是保护美国获得石油。

　　与美国在获得非洲石油的突出地位相伴随着的，是美国对所有石油生产国的独裁统治者的支持。在暗中操纵尼日利亚2007年的选举之后，美国宣称尼日利亚是一个战略伙伴，将继续与尼日利亚合作。苏丹是半个特例：美国与苏丹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合作，并给他们提供保护。美国国务院的国家报告称苏丹是“与恐怖作战的坚定的伙伴”，但是美国反对苏丹政权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家。

　　美国精英用这半个特例和中国在苏丹投资和开发石油来使话语集中于所谓的中国在非洲“争夺石油”，尽管中国现在远不能与西方企业在控制非洲石油方面进行竞争。非洲最大的石油出产国尼日利亚的石油95%由五个西方公司所生产：壳牌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雪佛龙公司（Chevron）、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和阿吉普石油公司。况且中国从非洲（包括苏丹）获得的许多石油并没有运回中国，而是在国际市场上交易。

　　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出口

　　“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也尖锐地批评中国对非洲的出口，认为产品质量差，不能很好地服务消费者，并导致非洲制造业的衰退。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许多价格昂贵的基本消费品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和腐败现象使非洲的生产成本非常高，这些进口产品往往比本地制造的产品更便宜。中国的商品价格比两者都低，因此对基层非洲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马达加斯加的中国货物比本地或进口商品便宜2～3倍以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非洲，并且互相竞争，价格更加走低。在刚果首都金沙萨，中国商人开始是12美元卖一双鞋，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到来，价格跌至6美元一双。在加纳，随着进口的中国自行车越来越多，价格在两年内从67美元降至25美元。

　　如果说廉价的中国产品使非洲基层消费者受益，那也只有在7个非洲国家中中国进口的比重占到5～14％。在中国的出口中基本消费品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机械，电子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据主导地位。英国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乌干达这个非洲国家，基本消费品的进口超过了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1/5，并且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进口主要是取代了来自其他地方的进口，对当地生产的影响不大。这种研究当然没有考虑到走私商品，走私品中的消费品和非消费品的比例不得而知。中国政府承认，确实有些产品质量比较差。许多中国货物是由中国或非洲的私营商人带进非洲的，中国政府并不能控制他们。然而，中国政府已“采取严格的措施，以确保中国的所有出口产品符合最低的质量标准，并成立一个部门，以阻止劣质货物的出口。”

　　不仅中国对非洲的大多数出口没有取代本地生产者，而且中国出口到世界市场的产品也没有像传说的那样破坏非洲出口，而这种指责在西方国家中相当普遍。出口相似性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是用来衡量国家或地区各自出口产品的之间价值重叠多少的指数，中国和整个非洲的出口相似性指数只有4％，而且几乎都涉及纺织品和服装。而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不断指责中国破坏了非洲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非洲2003年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价值为23亿美元，比4000亿美元的世界贸易的1%还要少。

　　中国出口到非洲的纺织品在2003年前后开始大幅上升，但是那时许多非洲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已经遭遇长期衰退。1977年加纳的纺织品和服装业的就业人数为2.5万人，但是2000年只有5000名就业人员。在20世纪80年代赞比亚的纺织品和服装业的就业人数为2.5万人，但是到2002年只剩下1万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把纺织品和服装就业人数提高到正规部门就业岗位的20～30％。然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已失去偿还债务的能力，国际金融机构坚持要求这些国家对外国商品开放市场，从而使一些国家遭遇去工业化，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业。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是非洲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的真正掘墓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二手服装涌入非洲市场，挤压了非洲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的市场。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肯尼亚向美国和欧盟的二手服装和新服装开放市场，而美国和欧盟增加了对其棉农的补贴，导致肯尼亚棉花产业的萎缩，从而减少了对肯尼亚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的供应。肯尼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提高了电力和其他原料的成本，使纺织生产企业更难以生产出低廉的有竞争力的产品。现在二手服装的销售涉及50万肯尼亚人，而该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业——这个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雇佣20万人的产业——几乎崩溃了。多达7万个企业工作岗位丧失。2003年二手衣服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口价值总量的26.8%。截至2004年，即使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产生了一些效果，也只有不到3.5万人在肯尼亚的出口服装行业中工作。

　　2001年开始，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开始迅速增长。虽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大规模的失业，在中国设厂的公司在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9％增长到2005年的24％。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占中国2006年1770亿美元全球贸易盈余的70％。中国纺织品出口的约1/3是由“外商”企业生产的，主要是香港或台湾的企业。从1974年开始，《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MFA）限制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纺织品和服装。1994年以后世贸组织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把《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的配额一直维持到2005年1月1日。此后非洲对美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一下子下降了20％。在2005～2006年期间，一些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就业岗位大幅减少,明显的原因在于“相对较高的水电等费用成本和运输成本以及运往美国较长的运输时间，比亚洲相比较低的生产率和非熟练劳动力，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要少得多的棉纱来源、以及价格昂贵得多的面料”。

　　“中国在非洲”话语指责说，中国竞争尤其严重地冲击了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和南非。然而，除南非以外，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摩洛哥的纺织业到2000年已经病入膏肓。后来的结果已经证明，这几个国家的纺织业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竞争而死亡。在莱索托，纺织品和服装业的老板一直是外国人（主要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人），雇佣了该国大部分正规部门的工人。2006年他们重塑自己，把自己包装成替美国市场生产“道德服装”的生产商，从而基本上恢复了原先就业水平。马达加斯加的纺织服装业共有10万个就业岗位，在2005年损失了5000个此类岗位，但是2006年他们把自己的优势锁定在高端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上。其实马达加斯加的纺织业和服装工业在2005～2007期间增长了3%，到2009年就业岗位又达到10万。它的产出实际上占了AGOA计划下非洲对美国非石油产品类出口的25%。摩洛哥对策是提升其纺织品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因此出口已经开始复苏。他们使自己面向欧洲市场准时生产，因为欧洲市场有50～60％的需求不可能由遥远的中国出口商来满足。

　　据称，2003～2006年期间南非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丧失了5.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1.8万个就业岗位是从2004年底以来丧失的。除了中国产品的大量涌入这一因素之外，南非货币在2002～2004年期间升值了50％，使南非、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出口商品更加昂贵。南非的纺织服装企业也没法得到亚洲的廉价面料，来生产产品出口到美国，也无法按照《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优惠关税来向美国出口。南非的服装工业面临着资金缺乏和管理不善的困境。该行业日益增长的非正规化就业已经导致劳动力去技能化，使得产品质量无法保证。

　　中国纺织品的大量涌入对就业的影响也应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来考察。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因为有来自中国的廉价纺织品和服装，南非零售商大大增加了该部门的就业，为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主要贡献。南非零售业新增的就业机会补偿了纺织品和服装工业就业岗位的丧失。无论如何，为了减少中国产品在南非引发的争议，中国在2007～2008年期间给向南非出口的31类纺织品和服装定下限制性的配额。南非政府认为这将使中国进口减少1/3，大概会创造出自2003年以来所丧失的就业岗位。然而可预见的是，限制中国纺织品和服装所留下的空隙将被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所填充。中国政府还同意为南非的纺织品以及服装业培训计划总共资助250万美元，将“在必要情况下向南非提供优惠贷款，以促进南非纺织工业的现代化”。

　　在中国对非洲出口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之间，孰大孰小不容易划定。然而，就纺织品和服装行业而言，其影响并非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糟糕。西方国家对非洲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关注没有采用比较分析法， 没有把它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应当指出的是，通过推动结构调整方案造成非洲纺织品和服装行业萧条的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而且西方国家如果真正关心非洲纺织品产业的话，他们还必须限制向非洲出口二手服装和新服装。

　　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投资

　　流入非洲的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FDI）来自欧洲、南非和美国。这些国家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加起来，超过流入非洲所有FDI的一半。在1990年中国在非洲的FDI仅为4900万美元，在2003年达到6亿美元。在2005年中国在非洲的FDI存量为16亿美元，而中国在全球的FDI存量为570亿美元。从1979年～2000年，也就是能获得数据的最近几年，中国投在非洲制造业的FDI占到中国对非投资的46％（其中，纺织业就占15％），资源开采占28％，服务业（主要为建筑）占18％，农业占7％。中国曾经表示，将鼓励对非洲的加工工业、基础设施、农业和自然资源的投资。

　　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增幅巨大，有人估计到2006年底实现的和承诺的投资将达到117亿美元，其中包括制造业、贸易、运输和农业。到2008年为止中国对非实现的投资存量达到78亿美元。2008年一年内实现和承诺的直接投资达55亿美元。据报道，2009年的头9个月中国的直接投资比2008年同期增长77%。中国将有可能很快成为非洲FDI的主要来源，而中国政府机构也为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贷款、信贷以及使用外汇的权利。

　　因此投资问题也常常出现在“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中。然而在投资问题上，话语的关注面甚至比贸易还要狭隘，其主要焦点一直是一个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而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大型企业超过800家，其中有100家是大型国有企业。西方媒体报道特别关注的企业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在赞比亚经营的谦比希铜矿。这些报道的结论是“中国人”是非洲的超级剥削者。

　　赞比亚两个非政府组织2007年的一份报告涉及到谦比希铜矿是否有超常压迫的劳动条件的问题，但是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该报告认为私有化是赞比亚矿工劳动条件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报告指出，常常有人说NFCA是赞比亚铜带省的最恶劣的投资者，印度公司韦丹塔（Vedanta）是第二恶劣的公司，而“通常被标示为‘白人’的瑞士、英国、南非、加拿大和其他投资者”据说是最好的投资者，而报告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种族主义的假设和和经常被重复的都市神话”。

　　NFCA于1998年购买已倒闭的谦比希铜矿，使它恢复运营，把就业岗位从100增加到2200个，而赞比亚共有39,000名矿工。然而该矿的炸药厂在2005年4月发生爆炸，造成47名赞比亚工人死亡。2006年该矿的工人为了反对拖延支付工资而自发举行罢工。与该矿的180名中国雇员不同，赞比亚工人中只有少数能签上带有退休金的长期合同（permanent contract）。NFCA使工会很难代表合同工人的权益，它所支付的工资在赞比亚私营采矿公司中是最低的。高级经理中有11个中国人，而只有一个赞比亚人。赞比亚矿业在国有化期间，矿工家庭享有免费的医疗保健，但是现在他们很难享用矿区医院。虽然许多矿工和他们的家人遭受艾滋病毒之苦，但是这里缺乏预防保健。矿工生活的小镇设施条件很简陋。

　　直到最近为止，赞比亚政府基本上忽视了矿区的生活条件。近来，赞比亚政府威胁要惩罚NFCA和和其他业主，因为他们的行为“过分……把政府置于一个可笑的境地”。2006年收入最低的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但仍只是在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左右。无论如何，许多赞比亚人感到所有矿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私有化之前恶化，他们指责政府接受世界银行的要求，把矿区迅速交给多国公司。的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了5亿美元的国际收支的援款，条件是赞比亚尽快完成私有化。

　　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指出，在赞比亚的矿区中有“许多低劣的公司行为案例，特别是在麦特瑞克（Metorex）公司”。麦特瑞克公司是南非的白人公司，拥有奇布卢马（Chibuluma）矿区的90%份额。该报告详细列举了该公司的剥削活动。加拿大公司第一量子金属公司（First Quantum Metals）是坎桑希（Kansanshi）矿区的所有者，它和麦特瑞克公司共同抵制赞比亚政府把矿业费率（royalty rates）提高到2.5～3％的努力。该政策的目标是更好地支持公共教育和卫生项目。

　　赞比亚的多数外国矿业公司现在缴纳的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费率。麦特瑞克公司2006年在赞比亚采矿业中赚取了最高利润。印度公司韦丹塔（Vedanta）则拥有大型的孔科拉（Konkola）矿。麦特瑞克公司、第一量子金属公司和韦丹塔公司都只支付0.6％的费率和25％的公司税。然而，NFCA支付了2％的费率和35％的公司税。1992年，当铜的价格是每吨2280美元时，当时的国有铜矿向赞比亚的国库上缴了2亿多美元。2004年，当铜的价格是2868美元时，在相同产量的条件下，外资拥有的铜矿只向赞比亚政府上缴了800万美元。与私有化之前的时期相比，这些矿区现在往往与当地社区缺乏关联，社区不可能靠矿区致富。只有少数公司为雇员及其家属提供健康和教育服务。

　　谦比西铜矿业主诚然是苛刻的经营者，然而所谓的“白人经营者比较好，印度矿业经营者比较坏，而中国人是超级剥削者”这样的等级分类是一种误导。参加2006年总统竞选的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领导人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表示，他将赶走中国人、印度人和黎巴嫩人，他把他们称作“侵扰者”。萨塔接受了台湾的捐赠，并表示若他当选，他将承认台湾的独立。在竞选失败后，他访问了台湾；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袭击了中国人的商店。

　　赞比亚谦比希铜矿绝不是非洲最大的中资企业。在尼日利亚有一个私人的、华人集团公司，拥有2万名员工，其中有许多尼日利亚人任其经理，有许多大陆国有企业在制造和工程建设方面与它合作。在非洲还有一些大型的中资企业，例如在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织厂（Urifiki Textile Mill）有2000名工人，在尼日利亚的一些鞋厂和纺织工厂雇用了1000～2000名工人。然而，“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却将谦比希铜矿在读者的印象里打下深深的烙印。

　　经过比较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在非洲的企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压迫性的劳动条件。然而，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公司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润，要远远低于来自西方的直接投资。西方人常常预设因为中国国有建筑公司有中国政府的补贴，所以它们在非洲能承受较低的利润率。但是实际情况是建筑公司在中国国内建筑市场获得的利润率就很低，平均只有2～3%。世界银行指出，非洲“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世界上最高的回报”。在20世纪90年代，其回报率平均为29％，此后又有所增加。例如，美国在非洲子公司的利润率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子公司的收益；但是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收益要低于在其他国家的收益。而且与非洲的许多西方投资不同的是，很多中国投资是与非洲企业的合资企业，非洲企业分享了利润。他们中大多数是为非洲市场生产的中小型企业。中国企业在应对非洲发展计划方面是很灵活的。例如，在2007年，刚果民主共和国（金）禁止出口钴精矿。以前购买钴精矿的中国企业迅速顺应新政策，在刚果设厂生产铜钴合金。

　　与西方在非投资相比，中国的投资似乎没有那么集中于自然资源开采，而比较多地投入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部分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在几十年前已放弃了在非洲从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认为这些无利可图或太危险了”。2005年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有220亿美元，其中只有10％投资于制造业。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中，有83％分布在5个非洲国家。除了南非之外，美国在其他4个国家的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在石油领域；在石油领域里，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壳牌和其他西方大企业已在尼日利亚开采了半世纪，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原油产出大国所使用的大部分汽油还依赖进口，而中国公司在苏丹则建立了勘探、生产、提炼、运输和销售的结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声称：“随着石油工业的增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10万个苏丹人提供过就业，同时促进了苏丹其他就业部门的增长。”

　　结论：我们质疑全球体系

　　人们谈及贸易方式对发展的影响往往关心的是货物的进口和出口。然而，世界上也存在着人和金钱的进出口。非洲私人财富的40%出口到了西方的银行，而不是中国的银行，而在这个交易里西方银行提供的是保密服务和利息。根据2007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http://armstrade.sipri.org），从1997年～2006年美国向12个非洲国家出售武器的总销量为64.15亿美元，而同时期中国向13个非洲国家出售武器的总销量为5.64亿美元。西方国家还用他们的国籍来换取第三世界培养的专业技能，特别是非洲的医生和护士。这些非洲培养的专业人才大批流失到西方去。这些贸易形式和交换侵犯了非洲的发展权。

　　“中国在非洲”的话语的主要问题不是它对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有不准确的描述，而是因为存在意识形态的取向，它对中国的批评脱离了世界体系的背景，也缺乏比较分析的视角。有些分析者把西方的正面行为来与中国做比较，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有的则在讨论中国在非洲的消极影响时缺乏比较分析法，从而使话语的消费者们只能看到一些树木，而不能见到森林。这些分析反映了西方精英的国家利益观和道德优越感，因为这些密切涉及到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美国众议院非洲小组委员会副主席曾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日益增多，这是个令人忧虑的事。我们必须关注这个问题，以防中国在非洲完全站稳脚跟。”许多分析家几乎毫不质疑“援助非洲的发展”和“促进非洲的民主”之类的西方言论，而对于捕获中国企业进行剥削和压迫的例子则尤其眼明手快。

　　对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行为进行全面考察，将会使我们严重质疑全球体系，这个体系在许多方面使非洲失去了发展，虽然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不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从而不完全支持西方的使命，然而中国正在日益融入这个全球体系之中。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无法诚实而有效地回应所谓的西方在非洲行使“文明的使命”而中国则“不守道德”的二元论。在回击这种二元论时，中国批评西方自命不凡地把自己当成非洲的新导师，认为自己则避免充当指手画脚的角色、以促进“双赢”的贸易和投资推动非洲发展。许多非洲人也有类似的驳斥。与主要的西方国家相比较，中国在非洲不仅仅受到非洲精英的欢迎。2007年的皮尤全球民意调查，要求10个非洲国家的老百姓把中国和美国对自己国家的影响进行比较。其中9个非洲国家的61～91％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影响对他们的国家比较好，比例上大大超过美国的影响。中国在非洲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西方国家和企业可能需要对自身在非洲大陆的作为进行更多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