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东盟“10+1”FTA（自由贸易圈）日程表，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中国和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六个东盟老成员国的93%产品关税降为零，至于其余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这四个新东盟成员国，则会逐步降低关税，直到2015年实现全免。

　　拥有20亿人口的中国—东盟“10+1”FTA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自贸圈，同时也许是世界上关系最错综复杂的自贸圈。

　　其错综复杂之处在于，自贸圈的各国并非完全是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产业分工的，各主体之间存在严重的“贸易冲突区”，这也意味着零关税下的自贸圈运行将会不断受到或明或暗政治干扰（企业要求政府庇护）。

　　“10+1”自贸圈并非是中国和东盟“两极构成”，东盟不仅同韩国、印度、日本也进行了类似的FTA协定，而且东盟内部国家本身也是一个灵活的单元，Dayaratna Banda和John Whalley就在其论文《Beyond Goods and Services》描述了东盟内部国家单元的多触角性，比如新加坡同欧盟签署了实际性协议、泰国同美国签署了框架协议、泰国同澳大利亚签署了实质性协议、马来西亚同美国也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当然，每个国家单元都应该有拓展贸易圈层级的权力，但东盟诸国的特性在于，他们在新加坡（它是东盟的智囊国）的引导下，似乎要将多触角达成的协议纳入到“东盟自贸圈”运动中来，从而像一头聪明的奶牛一样，在不同国家和阵营之间来回“询价”，吃上好草。

　　“非比较优势”和“多触角性”，是描述“雁行模式破产后”的亚洲贸易流的基本坐标。现在中国和东盟之间竞争的一个焦点是关于“引资”，以日资为例。在1990年代前，日本是深度投资东南亚，中国只是小角色。而在1997年之后，日资大幅度撤离东南亚，加入“如日中天”的中国，这一“此消彼长”导致东盟发出了“产业空心化”的焦虑，对中国表示不满。在2005年之后，日本人采取了“平衡战术”，如果中国和东盟作为投资地区别不大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东盟。这种资本流动意识使得东盟和中国之间，在产业结构、资本形成和资源禀赋方面比较相近，双方的贸易冲突应当是比较强烈的，例如在电子、机械、纺织等产业方面。

　　比如最近几年，在争夺日本电子信息产业的投资方面，东盟和中国趋向“白热化”，该产业日本占据制高点，为了获取垄断效益或规模效益，对核心技术的转让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往往在一个地区仅选择一两个国家作为转让对象，这种“排他性”争夺方式是很难通过自贸圈（后续的投资自由化）来解决的。东盟诸国不断通过“多触点战略”来吸取更具技术密集性的资本来加强同中国的竞争力。即使越南这样的国家，也并不愿意成为中国的“后行雁”，他们对日本和美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热衷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和台湾的劳动密集型资本。简单地说，东盟和中国的工业和出口结构有趋同的趋势，未来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而之所以中国和东盟之间暂时能压制这些“冲突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金融危机时期承担了一个“主要的外部需求者”角色，中国成为东盟产品最强劲的购买者，其实这个趋势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发生了。我们通过分解东盟的出口增长，就会发现东盟的竞争力（生产效率提高）只能解释1/5的出口增长，而余下的主要是靠外部需求推动的，主要就是中国的进口需求。这次金融危机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印尼在危机时GDP下降是很快的，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刺激带来的大宗商品进口需求，导致印尼经济重新飙升。

　　但这种“外部需求者”角色能够维持多久？在金融危机之前，亚洲产业链结构是：日韩、中国台湾地区资本将中国变成一个生产链的终端，中国需要进口半成品（它们对中国是顺差），同时中国从东盟进口能源等大宗品，然后将制成品销往欧美，中国庞大的对美顺差其实是替亚洲国家赚取的。现在新情况出现了，如果美国的需求并没有想象那样反弹的话，中国的出口管道开始“淤积”，它的进口（例如对东盟）管道必然也要下降，因为中国的内需提升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填补空白，最终必然造成中国的“亚洲需求者”角色的疲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