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Joyce Ma（马郭志清）在香港的文华东方酒店（Mandarin Oriental Hotel）开了一家跟自己同名的时装店。那时候的香港还没有几家高端西方品牌的专卖店，是她把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和普拉达（Prada）带进了这座城市。40年之后的今天，Joyce时装店已经把从德赖斯•范诺顿（Dries Van Noten）、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到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的一系列前卫品牌介绍给了那些注重时尚的香港女士。

　　在这段历程当中，Joyce时装店经历了许多改变。文华东方酒店里的那个店铺早已消失，她的公司如今在香港拥有三家Joyce时装店，再加上一些单一品牌的专卖店，主打玛尼（Marni）和巴黎世家（Balenciaga）之类的品牌。此外，马女士已经于2007年辞去行政总裁职务，不再参与公司的管理。俊思时装店控股公司（Joyce Boutique Holdings）于1990年上市，如今则属于连卡佛俊思集团（Lane Crawford Joyce Group），成为了香港地产大亨吴光正（Peter Woo）那个庞大帝国的一部分。

　　不过，在Joyce时装店用一场奢华宴会和一次历史时尚巡回展庆祝自己40岁生日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还是来自香港的零售业本身。

　　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奢侈品牌已经在香港最好的一些零售场所当中扎下了根，有的是为了打开通往中国大陆市场的大门，而且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如今，香港那些顶尖时装店的很大一部分销量都不是来自本地居民，而是中国大陆顾客的贡献。与此同时，在2010年的前10个月当中，造访香港的大陆游客数目已经超过2,90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

　　思纬市场研究公司（Synovate）的媒体执行总监加顿（Steve Garton）说，“香港有两个购物生态系统，一个属于本地居民，另一个则属于大陆游客。属于大陆游客的那个生态系统以崇尚名牌和炫耀成功为主要特征。”

　　对于Joyce时装店来说，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一个挑战：大陆消费者锺爱的品牌并不太多，全都是些声望卓著的老品牌，Joyce时装店则一直侧重于向市场介绍新的品牌。（不久之前，贝恩咨询（Bain and Co.）对中国的奢侈品市场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半数的奢侈品消费都集中在区区五个品牌上──阿玛尼（Armani）、巴宝莉（Burberry）、香奈尔（Chanel）、古奇（Gucci）和麦丝玛拉（MaxMara），它们都不在Joyce时装店的经营范围之内。）

　　尽管如此，Joyce时装店的总裁安德鲁•肯思（Andrew Keith）依然宣称，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他说，光临香港Joyce时装店的顾客当中有大约40%来自中国大陆，而在三年之前，这个比例只有15%到20%。除此之外，那些财大气粗的大陆顾客还为俊思时装店控股公司提供了大力的帮助，让它从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打击之中恢复了元气──截止到今年9月的半年当中，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了4,040万港元（520万美元），去年同期则只有400万港元。

　　四年之前，Joyce时装店向中国大陆市场发起了第一轮直接攻击。相对而言，Joyce时装店的动作可谓迟缓──举例来说，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早在1992年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大陆。此外，迄今为止，Joyce连锁店的收入依然有80%来自香港。不过，肯思说，毫无疑问，公司的未来是在中国内地。

　　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名牌狂热正在降温，这样一来，Joyce时装店对新品牌的重视就会为公司带来好处。他说，“要进入一个市场，你得等它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他还说，与那些拎著名牌时装包装袋的顾客相比，拎着Joyce时装包装袋的顾客发表的是一份不同的宣言，“一份时尚行家的宣言”。

　　拉达•查达（Radha Chadha）是一名在香港工作的品牌顾问，还跟人合写了一本名为《大牌崇拜》（The Cult of the Luxury Brand）的书。正如查达所说，跟古奇或者路易•威登相比，Joyce代表着一种“更加大胆的时尚”。她说，“一旦你厌倦了那些大牌子，就会对Joyce之类的品牌产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