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多一条李维斯，意味着广东省新塘或大涌的某牛仔厂里，又多一笔订单。80年代，广东流传一句话：世界牛仔看新塘。而今，这句话或许已经变成了：世界牛仔看大涌。”

　　过去，全球每销售三条牛仔裤，就有一条来自新塘。但随着新塘洗水厂的关停，这一全球牛仔裤的制造中心快速迁移至大涌。没人能统计大涌有多少牛仔厂，甚至有不少牛仔加工制衣厂无牌无照，藏匿于大街小巷的居民楼中，密集到无法统计。

　　中国人均拥有4条，牛仔裤已死？
 
　　在大涌，人们对牛仔抱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感情，除了牛仔裤，很少能看到其他裤子。

　　80年代，香港牛仔裤品牌“萍果”进京，一条裤子100多块，相当于工人两个月工资，买不起它的人就用劳动布自己做。

　　改革开放激起的“开放”浪潮，让牛仔裤在春风里恣意生长。而广东成为世界牛仔生产工厂，是在80年代末，一条一条的Polo、CK、MUDD、李维斯，印着各自的吊牌销往全球。新塘、沙溪、大涌的牛仔厂遍地开花，大街上跑的走的，身上总会捎一捆最新样式的牛仔裤，然后回到自己的城市，他们是时尚的引领者，是时代的掘金者。

　　这种辉煌持续了几十年，在人均拥有4条，刚超过全球消费者人均7条一半的节点卡了壳，2011至2017年，全国牛仔服装产量增速仅为5%，连在牛仔裤的发源地美国，也卖不动了。一家牛仔布厂的老板老刘说，就算现在中国的牛仔工厂都停工，牛仔裤现有的库存，也够中国消费者买上半年。

　　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被有着固定线条的牛仔裤所束缚，转而选择更为舒适的休闲裤和运动裤。

　　月薪上万招工难
 
　　春节后是牛仔裤订单旺季，但迟迟未到的工人们让老板们心急如焚。大涌的大街小巷，但凡有人经过的地方，都贴着各式各样的招工信息。也有在工厂门口，直接支起帐篷招工的，注明待遇好，出粮准，还有补助。

　　计件工人们的月工资达到1万多元，可现场依然冷落，招工的人无聊地打起瞌睡来。

　　这跟联亨制衣厂老板廖明亮（化名）20年多前的情况相差甚远。

　　1997年，初中毕业的廖明亮刚到中山大涌，想要找一份牛仔厂的工作十分不易。

　　“当时大涌只有三四十家牛仔厂，厂里喜欢招女工不愿意招男工。进了厂也不是铁饭碗，工人必须勤力干，否则老板说开除就开除。现在嘛，是个人都行。”

　　工人和老板的地位掉了个儿。

　　赵梦海（化名）的工厂规模中等，有24个长期工人。眼看2月过去3月到了，还有三四个没有上工。

　　“说要等孩子开学了再过来。”工人们的这种要求，赵梦海无法拒绝。一方面出于人情，另一方面是对招工难的一种妥协。对于节后返工的工人，他还亲自驾车去火车站和大巴站迎接。

　　这种情况还不是最糟的。“前年年前没有做好招工准备，原本13个组的工人，年后开工回来的不到6组。”广州邀请函服饰的施莹莹无奈地表示。今年，老板给每一个按时返工的工人500-1000的奖励，同时报销来回车费，才顺利过渡。

　　到大涌打工的工人，来自湖北、湖南、云南、四川和广西，家乡快速的发展让一些人选择待在了家里。另外的部分工人，在厂里赚够了钱之后，开始另谋生计，或者成为众多牛仔厂的创业者之一。

　　做一个月玩一个月的工人们
 
　　“回来（年后）先看各家的计件价格，有的3块（每件），有的3.5块（每件），我就选高的，一天做100多件，差50块钱一天，一个月下来就是1500。”四川人李立笑着说。他的妻子刘佳佳想得更多一点，“每一件的钱少一点也没关系，还要找个货多的，做两三个月就放假的，也不干。”

　　挑剔的工人们会综合考量工厂计件单价和货量。“工人是不太讲人情的，哪里活多、简单、钱多就流到哪个厂里去了。”施莹莹摊了摊手有些无奈。

　　线下生意萎缩，接惯线下档口生意的工厂也跟着没落下去。对于没销路的工厂，工人们意兴阑珊。做一个月，玩一个月，一年到头赚不到钱。

　　迪高制衣厂最辉煌的时候，有200多个工人。这两年，工人数量几近腰斩，仅剩100多。

活好做，就要有爆款。一个款能吃上几个月。工人熟门熟路，容易出产量，赚得多还轻松。但是能完全满足那些熟练工们挑剔眼光的工厂不多了。

　　身量不足1米6的廖明亮是湖南人，一件格子衬衫一条牛仔裤的装束，让人很难联想到他是一家200多人牛仔大厂的老板。

　　“我就告诉他们（工人），明天早上加一个小组，然后把机器放在门口，让他们去找亲戚朋友过来。第二天早上，新来的工人自己就把机器搬进去了，站在位子上开工。有时候只要10个，来了11个，抢着干活。”

　　廖明亮的底气来自他的订单，去年6月，他刚刚开了一个新厂，专供阿里1688的货，他说工人不愁没活干，每年的淡季就是他最好招人的时候。

　　过去，一些依靠为大品牌代工的工厂，在品牌销量萎缩的情况下，生存环境急转直下。“那边是鸿星尔克的代工厂，现在鸿星尔克不行了，代工厂就先倒了。”

　　为了摆脱品牌对于工厂生存发展的制约，廖明亮注册了1688。品牌商担心他不再供货，他只能另外再开了一个厂。原厂还供品牌的货，新厂专供1688的货。

　　一年下来，效果不错。他既做一件代发，也做一两百件的小订单。慢慢养着客户，网上订单多起来，还有几个爆款，连着卖了好几年，经久未衰。

　　艰难的电商转型
 
　　廖明亮告诉我，现在大涌的牛仔厂分成两派，一个线下派，一个电商派。有些有品牌的大厂只接档口的单子，一条牛仔裤赚上五块六块，低于这个利润的不愿意做。电商的单子，利润薄，一条裤子赚一块钱，很多人不愿意接。

　　走访之下，一些商家依旧能靠老客来维系营生，也有人不愿脱下已经破败的裤子，支撑这份信念的，或许是习惯、情怀。“款式上改革花纹、线条，明年又能卖。”牛仔裤已死？未必，但做生意的方式确实变了。

　　迪高制衣厂的老板是温州人，为了做电商，特意把留学海外的儿子俞成龙喊回来，负责网店运营。广州邀请函服饰的老板施俊杰，也把丽水的表妹施莹莹叫过来做电商运营。

　　在大涌的各类挂牌的培训“学校”中，电脑、淘宝是最热门的培训之一。

　　做电商，讲究的是柔性供应。赵梦海就曾算过一笔账，如果要做200件的单，要开9个人的流水线，赚头不大。如果是100件的单，人还是那么些人，买卖就亏本了。

　　迪高制衣厂的1688订单，从去年的200件标准上升到了300件，“200件根本不赚钱，算上物流可能还亏了。300件是底线了。做完这些单子还要看返单量。”

　　廖明亮不这么想，“我有两个优势，跟我一样的大厂比起来，我性价比高，同一款裤子，我比他们低一两块；跟小厂比，我出货量稳定。网店就看中这些。我不怕比价，越比越有优势。很多厂做不起来，就因为他们还没有改变这种观念。”

　　除了这些，给网店供货还有其他的风险。“有些网红店，拿了货，标价很高。消费者拿到货觉得不值那么多钱，这些代发出去的货就都变成我们的库存。”而这些库存，对现金流不足的工厂来说，是致命打击。

　　对于廖明亮来说，现在不是客户选择他，他也挑选客户。“那些付款及时的客户就留下来，付款不及时的客户的单子就不接了。”

　　削薄利润打通销路的希望在于客户返单，牛仔厂的老板们，比谁都希望客户的网店能卖得好。

　　流行不死和消失的技艺
 
　　一年高过一年的人工成本，加上环境等原因，让廖明亮们有了回家发展的念头。

　　“今年过年回家，我真不想再出来。我家门前就是山，空气也好，我看中了家门口的一块空地，盖个生产车间。加上家里的用工成本，那我的优势才明显呢。”

　　网店起来后，廖明亮想不好到底是扩大工厂规模，还是继续维持现在的体量，做点小生意好。这个80后的老板，去年原本打算要离开行业干点儿别的。

　　牛仔厂里扬起的灰尘塞满了呼吸道，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咳嗽的毛病。加上坚持亲力亲为的控制成本，已让廖明亮有些疲惫。

　　“去年要是停了就停了，现在喊停已经来不及了。”廖明亮身体往后一仰，自信背后亦有难色。

　　连着牛仔裤的另一端，品牌们却在不遗余力的挽回年轻人的视线。木村拓哉和窦靖童拍摄了最新的广告片，李维斯牛仔裤用撩人的方式引领时尚，影响人们的情绪。

　　流行依然不变，只是厂里的年轻人更愿意刷抖音、快手，然后在寂寞的晚上逛街吃饭。哪个明星穿了自己做的牛仔裤并不在乎，他们更关心干得开不开心以及自己的收成。

　　如今在大涌做牛仔厂的老板们，大都已经不是中山本地人，他们有些来自广西，有些来自湖南、浙江温州。

　　初代真正接触生产的牛仔技术工人们，已经没有后继者。

　　大涌牛仔裤工人们的年龄很多都在35-50岁之间。“工人们都是有家室有孩子的，年轻人在这镇上待不住，有孩子没办法就死心塌地干这行，有些都是老师傅了。但是等这一批老师傅干不动了，就更加没人干了。”

　　继承了牛仔裤厂的厂二代们，也已经不再接触生产环节。“我负责电商，生产那一块我不了解。”如果你问继承者们，大概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工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很多工厂也开始在研究机器生产。虽然还在试验，但是这一辈的工人们不再生产的时候，牛仔裤技术就断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