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说明

2016年12月1日-7日，根据创新工程课题安排，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增长室王宏淼、张自然和吴延兵三位研究员到澳大利亚就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了学术访问和调研。我们拜访了悉尼大学商学院汉斯和李薇两位教授，就各自的研究近况、中澳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走访了澳洲中国商会，与兖州煤业、五矿、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澳洲分公司或子公司的高管进行了座谈，听他们介绍了澳大利亚中资公司和所在企业的经营情况。其后我们前往新南威尔士州西部煤田的兖煤澳洲公司莫拉本煤矿（Moolarben Coal Mine），实地考察了国际矿业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本文是此次考察调研的一个总结。

报告人：王宏淼、张自然、吴延兵

执笔：王宏淼

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初步考察

王宏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一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总况

中澳两国一直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新世纪以来两国的合作快速发展。中澳在经贸领域的交往有着高度互补性，两国相互出口的产品呈现更趋集中的特征。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以农矿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澳销售以机电、轻纺等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澳大利亚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澳双方的贸易额达到1369亿美元。中国现在已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亦是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地（约有24万留学生在澳求学）。近年到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数量迅猛增长，已突破100万人次。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在近十年间也快速增加。美国企业研究院中国全球投资跟踪（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s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显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投资目的地中，澳大利亚2005-2015年间吸收中资企业总投资786.8亿美元，十年来持续保持中国FDI累计流入第二大目的国的位置（仅次于美国的中资FDI总额999.2亿美元）。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公报》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仅为3千万美元，2008年猛增至近19亿元，其后年度略有小幅波动，2014年达到40亿美元，2015年略有下降，为34亿美元。

从存量看，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余额约为5亿美元，到2015年达到了284亿美元，十一年间约增加了278亿美元（见下图）。

毕马威（KPMG）与悉尼大学商学院的联合课题组的统计数据与中国官方数据有差异（见下图）。2007年中国对大利亚投资金额为15.4亿美元，2008年达到历史高点16.2亿美元，此后出现回落，除2010年大幅下降至3.9亿美元外，其他年份均在10亿美元左右徘徊，直至2015年又出现新一轮投资高潮。

2015年12月20日，《中华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简称“中澳自由贸易协定”，ChAFTA)）正式生效。这是两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面的、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短短的一年来，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2016年初第二轮降税启动，双边服务贸易和农产品贸易获得了强劲的增长，企业和消费者受益广泛。在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方面，2016年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先后收购澳太平洋水电公司和新州塔拉贾风电公司。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分别在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开设分行，中信银行在悉尼开设代表处。两国签署进一步开放民航市场协议，厦航、国航、东航、南航、首都航空分别开通了厦门、成都、昆明、深圳、青岛、沈阳、广州直飞澳洲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等城市新航线。海南航空和南山集团成功参股澳洲维珍航空公司。双边基建合作实现了突破，中交建旗下约翰.霍兰德公司中标澳首都堪培拉轻轨项目，中车与澳企联合中标墨尔本地铁列车制造合同，中投参与的国际财团获得墨尔本港50年租赁权。2016年绿叶医疗集团和华润集团分别获批参股“澳洲医疗保健公司”和“杰尼西斯”肿瘤医疗公司。在自贸协定下，中国对澳投资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 中国企业入澳投资的历史线索：三阶段、两热潮

纵向观察，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见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主编，《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及Ferguson,D.(范信德); Dent, H.Z.(支巧玲); Hendrischke,H.(汉斯.杭智科); Li,W.(李薇)等：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2016, KPMG & SYDNEY Report.）。

1 第一阶段：早期探索

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澳大利亚投资的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较有代表性的：（1）中国银行：早在1942年就开始在澳大利亚运营，1985年恢复营业。（2）中远集团：1980年10月1日与澳大利亚伯恩斯菲力普公司在悉尼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五星航运代理有限公司。1994年1月五星航运成为中远集团的独资企业。（3）中信集团：1986年成立了中信澳大利亚公司并投资波特兰铝厂。（4）中钢集团：与力拓于1987年签署了恰那项目协议，这是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大利亚进行的首个大型投资，也是中国首个海外铁矿项目。（5）中国中纺：1987年在新南威尔士莫利开启了棉花行业投资项目。

２ 第二阶段：“矿业潮”时期国企主导的资本密集型投资

澳大利亚素有“矿车上的国家”之称，对矿业的依赖程度很高。随着新世纪之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澳大利亚也开启了被称为百年一遇的“矿业繁荣”时代。从2005年到2013年巅峰时期，新增了12.2万个矿山工作岗位，2011至2012年巅峰时期矿业投资占澳洲经济增长的2/3，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8%。

中国的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非常高，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国内找矿和矿山建设方面有进展但无重大突破。因此自2006年起，中铝、中色矿业、五矿、金川集团、江西铜业、紫金矿业等一批企业“走出去”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秘鲁、赞比亚、巴基斯坦、蒙古等国家和地区投资办矿。2007年后澳大利亚成为了中国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中资对澳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和能源电力，约73%投资于矿业，18%在天然气行业，投资地域分布主要在西澳32%，昆士兰31%。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年度对澳直接投资额从2005年的约5.87亿美元增加至2013年的34.58亿美元，年均增长54.3%。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的投资，2005-2012年为481亿美元，2013年91.9亿美元，2014年83.5亿美元。截至2014年底，中国累计对各类投资额共749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累计约200亿美元。

另一口径来自毕马威和悉尼大学的数据库。在2007-2013年期间，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累计投资额达到589亿美元，共达成了182宗交易。2014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总额为83.5亿美元，较2013年的92亿美元有所下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以美元计下降了9.1%，而在2014年，中国的全球整体对外投资则增加了1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矿业和能源业的投资呈下降趋势，2014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业和能源业的投资共计达到16.6亿澳元，仅占中国对澳总投资额的18%。年内进行了4宗金额超过5亿澳元的超大型交易，涉及交易金额达到39亿澳元，发生在建筑业（约翰.荷兰）休闲业（霍伊兹影院），港口基础设施（纽卡斯尔）和矿业（阿奎纳能源公司）。因中国“十二五”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低迷以及中国内需的下降，澳大利亚的“矿业繁荣潮”也显现回落态势。

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近十年的“矿业繁荣”以及两国贸易的显著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澳大利亚除矿业以外的几乎所有行业都降入困境。由于矿业和能源投资的资本密集型特点，2012年超过半数的中资投资项目都高于2亿美元。如果剔除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大型直接投资和对于澳大利亚煤炭和铁矿石的进口，那么矿业以外的其他经济部门是难以拉动澳大利亚整体经济增长的。

中资在澳大利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五项投资都集中在矿业与能源领域：

（1）中海石油液化天然气，2003年，这是首个中澳液化天然气合资项目，总金额达250亿澳元，澳方需在25年期间向中国提供液化天然气。

（2）兖州煤业，自2004年，60亿美元。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独立煤矿企业。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兖州煤业将中国的深矿井开采技术引入了澳大利亚。

（3）中信泰富在西澳的中澳铁矿项目，始于2006年，99亿美元。中信泰富是中信集团控股的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中澳铁矿投资是中国在全球最大的铁矿项目。

（4）五矿资源有限公司（MMG），始于2009年，28亿美元。是五矿集团在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

（5）国家电网输电项目，自2011年起，全球最大电力设施企业，目前是南澳和维多利亚州电力传输产业的最大型外国投资企业。2012年，国家电网收购了南澳电网公司的控股权。2013年国家电网从新加坡电力收购了上市公司新加坡能源澳网公司的19.9%的权益以及私人企业杰米娜公司的60%权益。

３ 第三阶段：2015年后的多元化投资

随着全球范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5年达到了118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2016年数据），较2014年增长14.7%，2015年也成为继2008年之后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第二个高峰年。根据毕马威和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数据，2015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新增直接投资达到111亿美元（约151亿澳元），以美元计增长了33%，以澳元计增长了60%。澳元的相对贬值，吸引了更多中国企业投资，年度交易数量创下新高（公布的交易达到65宗）。中国企业对澳洲的投资显著地从矿业转向其他行业尤其是服务业，并第一次投资了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偏好的转变，说明中国企业开始应对国内中产阶级对于高品质食品、健康产品生活方式和服务的需求。

2015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投资领域	澳元	占比
商业及开发地产	68.53亿	45%
可再生能源	30亿	20%
医疗健康	25.50亿	17%
矿产	12.99亿	9%
基础设施	5.13亿	3%
能源、石油和天然气	5.00亿	3%
农业	3.75亿	3%
总计	150.90亿	100%

数据来源：KPMG/University of Sydney database

新一轮投资热潮中，中资对澳投资的多元化表现在：

（1）商业以及开发类地产投资持续强劲（“商业地产行业”包括住宅发展项目，但不包括出售个人住宅、公寓给中国投资者。）。2014年（43.7亿澳元）开始占据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的主要份额，2015年达到68.5亿澳元，占投资总额的45%。并且投资者更注重发展长期项目。新南威尔士州吸引了中国企业对澳房地产投资的94%，年内的一大交易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24.5亿澳币收购Investa写字楼物业组合。包括绿地、万达、碧桂园、保利、复星、首创、大华、中国海外集团、中锐等在内的众多知名品牌开发商近年相继涌入澳大利亚市场。

（2）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据20%份额。年内最大的交易来自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30亿澳币收购Pacific Hydro。受到政策趋稳的有利影响，风能源的前景看好。

（3）中资首次在医疗保健领域进行了重大投资，完成了四项重大交易，总交易金额达到25.5亿澳币，占全部投资的17%。

（4）传统的能源和矿业投资依然重要，但份额趋于下降。在全部中资对澳投资中，矿业投资从去年的11%下降至9%(12.9亿澳元)，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类投资占据3%的份额。中国企业对有色金属(包括黄金、锂和铜矿)的兴趣日益增加，中资未来在澳大利亚铁矿石和煤炭产业上的投资将会高于预期。

（5）对基础设施的投资。2015年主要交易是达尔文港与岚桥集团的价值5.06亿澳元，为期99年的租赁合同。澳大利亚基础设施投资前景继续看好，回报也相对稳健，并可以提供基于中澳双边合作的长期投资机会。

（6）对农牧业及农产品的投资开始兴起。2015年该领域投资12宗，涉及乳品、牛肉、棉花等类目，总金额达3.75亿澳元，占全部中国投资的3%，创下新高。另有2-3个大型项目正在商谈过程中。年内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商购买农用土地的限制，以及中国投资者购买S Kidman & Co的申请被驳回，反映出领域在外商投资议题下的敏感性和争议性。

（7）从投资交易规模看，2015年共有7宗金额超过5亿澳元的大型项目，其中4宗交易的金额超过了10亿澳币。两个巨大型项目占据了2015年投资总金额的一半规模。这些大规模交易涉及了可再生能源（Pacific Hydro）、商业地产（Investa写字楼组合）、医疗健康（Swisse和Healthe Care）、和采矿业（PanAust Ltd）。

（8）从地域看，2015年新南威尔士仍然为中国投资者首选投资目的地,吸引了2015年近50%的中国投资。维州为34%，提高了7个百分点。北领地获得投资5.65亿澳元，首次超过南澳。西澳和塔州在中国投资总额中各占4%的份额。

（9）从所有权看，国有企业的投资有所回升，其中两宗交易占据了投资总价值的49%（74亿澳币）。民营企业对澳投资日趋活跃，主导了2015年的51项投资（约占80% ），国有企业主导的交易有13项。

前已述及，2015年中澳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为两国未来的贸易和投资确立了更加开放便利和规范的制度安排。结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及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预期未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和中资企业在澳的发展，还有将更大的空间和更加广阔的机会。

三

“走出去”的问题及思考

在调研中，我们感受到中国对澳投资还存在一些障碍或问题。主要是：

1 澳大利亚对中国人和中资或许存在着复杂的心理

澳大利亚自1901年成立联邦以来，经历了欧洲中心下的“白澳政策”、冷战时期对亚洲的恐惧到90年代后对华开放的转变，澳大利亚的国家命运越来越与中国等亚洲国家而不是西方国家息息相关。在澳期间，我们感受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国际化步子加大，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随着亚洲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亚澳融合度加大，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实行了自贸区协定，澳大利亚刚宣布对中国实行十年期免签政策，澳大利亚“亚洲化”进程化在加速。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亚洲中国已经从“远东”变成“近北”，由“战场”变为“市场”，由过去军事及意识形态的对峙变为现在的经济密切合作。面对可能到来的“亚洲世纪”（2011年10月，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发布《亚洲世纪下的澳大利亚》，明确提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澳大利亚的未来在亚洲。）甚至是“中国世纪”，澳大利亚担心成为“被遗弃的白色垃圾”，融入亚洲、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对于澳大利亚的未来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许善品、巫宏：《近代以来澳大利亚亚洲观的演变》，《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6年第5期）。澳大利亚已经开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强调认识亚洲、了解中国的重要性，以使澳大利亚成为“最了解亚洲的欧洲国家”。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移民和投资的加速流入，对中华异质文化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有着极大的担心，某些中国买家的“吃相难看”更不免令当地人反感甚至恐惧。一些人干脆称之为“内地入侵”——澳大利亚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过去担忧法国人来抢东西，之后怕俄国人，再后来怕日本人，现在变成怕中国人来抢。（如：在2013-2014年期间澳大利亚19万新移民中，2.6万人次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占据了澳洲该年度移民人数的第二位）

目前澳矿在中国进口铁矿所占比例不到40%，而日本和韩国采用澳矿的比例都在60%以上。澳矿品位高，运输距离适中，协议签订后违约率低，是国际买家们的抢手货。中国最大的铁矿床不超过20亿吨，但澳洲的矿床经常能达到几十亿吨，而且是富矿。因而在十年“矿业潮”中，中国国企不惜代价进入澳洲，与几大矿业公司近乎贴身展开了“肉搏”。中资在推高澳洲资源的价值的同时，也令澳大利亚忧心忡忡，不少澳大利亚人开始担心失去国家安全尤其是资源控制权，“中国威胁论”一时流行，因而政府强加了对矿业等领域投资的管制。

中国人和中资企业近年大举涌入澳洲买房置业，推动了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的快速膨胀，特别是悉尼和墨尔本这两大城市，自2009年以来房价翻了一番。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2015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财政年度中国投资者在澳投资277亿澳元，其中124亿澳元投在了房地产上。2009-2010年度，中国投资澳大利亚的房产总金额还只有24.21亿澳元，但到了2014-2015年度，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243.5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200亿元），相当于5年前的10倍。莱坊国际（knight frank）统计，澳大利亚2016年的房价增长率是自2009年以来7年内最快的一年。2016年中国开发商和投资者花了24亿澳元在澳大利亚投资住宅用地，占总交易额的38%，较2015年增长9.4%（“中国人买下了澳大利亚2016年近四成的住宅地皮”，http://www.funyqq.com/wz/64/645325.html ）。2012年时的交易地块平均面积为1200平方米，平均每个地块能够开发大约103座住宅，到了2016年中国开发商和投资者在澳大利亚购入的普通规模地块平均达到约2.1万平方米，能够建造约502座住宅。向偏远郊区开发的趋势，预计在2017年仍会继续, 。

房价快速上涨，令许多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望“房”兴叹。据我们访谈的一位中资外派高管讲，他的多位澳洲白人朋友，虽然收入很高，但至今也没能买得起房，这固然与他们的消费习惯有关，但房价上涨太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按照法新社的说法，“买房难”已成为澳洲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了。对此，2015年2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和国库部长乔·霍基共同发表声明，宣布将采取新措施严格管理外国投资。其后霍基强令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出售其位于悉尼派珀角价值4000万澳元的豪宅，就此拉开了自由党政府打击非法置业行动的帷幕（根据澳大利亚法律，除特定情况外，非澳大利亚公民只能购买新建住宅，不得购买二手房；若购买新房，必须获得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核委员会批准。）。

２ 国企海外并购或投资面临“竞争中立”原则的限制

澳大利亚最早明确提出了竞争中立原则，并且是全球唯一将竞争中立作为竞争制度的原则、同时又有一套完整的执行、监督和投诉体系的国家。1993年澳大利亚进行了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但因国有企业在成本、定价等方面的优势，公司化改革成效并不显著，为了转变扭曲的市场，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竞争中立原则（见1995年的《竞争原则协定》和1996年的《联邦竞争中立政策声明》）。《联邦竞争中立政策声明》中明确规定：“竞争中立”是指政府的商业活动不得因其国有性质而享有高于私营部门的净竞争优势。为此，澳大利亚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竞争中立”判断标准：公司化、税收中立、借贷中立、政策中立、投资回报率等。

随着2005年后中国FDI开始大举进入澳大利亚矿业部门，如何规范中国矿业投资已成为澳大利亚的一项重要政治议题。澳大利亚的政治体系下，联邦政府、六个州政和辖内地方政府各有分工：州政府更关心本地经济，而联邦政府则更关注国家安全，但是当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外商投资决议方面发生重大分歧时，决定权仍在联邦政府。以矿业项目为例，虽然州政府拥有辖区内矿、石油等资源的管理权，但中国国有（国有股份占15%以上）企业必须拿到联邦政府的投资许可，才能和州政府商谈勘探权的转让和延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负责审核外国投资的机构主要有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ACCC）和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ACCC看投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FIRB看投资行为是否威胁国家安全，目前黄灯通常来自FIRB。

澳政府监管者的担忧来自于两个方面：中国投资者的国有性质(主要是SOEs 或主权财富基金)，并且这种投资被认为是具有战略性质的。澳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担心中资国企可能会在中国政策驱动下以国家利益优先的方式冲击澳大利亚的市场机制，进而使得中国政府达到控制澳大利亚矿业部门的目的，因而有人提出了“让澳大利亚人掌握澳大利亚”的口号。在2008年1月中铝试图以155亿澳元收购力拓股权以阻止必和必拓接管力拓、但被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拒绝后，澳大利亚政府很快发布了新的“外商投资审查准则”，新准则强调FIRB可根据“国家利益”原则审查投资（包括外国国有企业承担的投资），接着由财长来决定是否通过该项投资。新规则首次阐述了六大“国民利益准则”，包括：（1）投资者的业务运作是否独立于相关的外国政府；（2）投资者是否遵守法律和一般企业行为准则；（3）投资是否会有碍竞争，或导致不适当的行业集聚或控制；（4）投资是否会影响澳大利亚政府收入或其他政策；（5）投资是否会影响国家安全；（6）投资是否会影响澳大利亚企业的运作或管理，包括其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

对战略性国有企业（SOE）行为的担忧在前三条准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涉及：（1）SOE是否独立于其母国政府；（2）是否会像其他私营企业一样行事；（3）对市场的控制程度有多大。通过此三个问题，来判断SOE的交易行为是“基于市场的”还是“基于战略的”。此外，FIRB还提出了“15/50准则”，即：外资对澳大利亚矿业企业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5%或在新项目上的投资不超过50%，低于这一准则的投资被认为是“顺应市场”的，否则其战略性行为的风险就较为突出，可能不予批准。

在竞争中立原则下，当国企性质的中国五矿收购OZ时，反对党领袖乔伊斯向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建言，不要卖掉澳大利亚的财富来源，“我们不能让另一个政府拥有澳大利亚。”此后，诸如兖州煤业对菲利克斯的收购等多起交易，也都遭遇了FIRB的层层审查。虽然如兖州煤业最终还是获得了FIRB的批准，但却是“有条件的批准”：（1）收购完成后成立新公司——兖煤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其总部设在澳大利亚。（2）2012年底前在澳大利亚上市，中国兖州煤业将持股比例降至70%以下，在原菲利克斯下属资产中的所有权不超过50%。（3）新公司管理和销售团队由澳大利亚人组成，多数董事会会议须在澳大利亚召开。（4）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政官多数时间须居住在澳大利亚（2012年兖煤澳洲与澳大利亚煤炭上市公司格罗斯特合并，兖煤澳洲正式登陆澳交所，中国上市公司兖州煤业作为大股东，在其中占股78%。兖州煤业最初承诺澳大利亚政府在2013年12月21日前将持股比例降至70%以下。后来通过种种努力，才获得了仍持有78%股权的豁免。）。诸如此类的限制性条款，无疑增加了国企海外交易和管理的难度。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对国有企业所给予的特殊政策待遇是大量的，例如贷款优惠、税收优惠、专项基金、交叉补贴、价格支持等。如果国有企业失去这些特殊待遇，那么国有企业在国内以及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大大降低，肯定会削弱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或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而现有扶持模式下，具有国家背景的国有企业在“走出去”时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发达国家“竞争中立原则”下的审查，从而大大增加交易成本。为此，我国未来可以通过正面清单的方式列出一般性企业中的少数战略性企业，其他则为非战略性企业，对非战略性企业也严格执行“竞争中立”，国家不再给予任何国有企业优惠政策和资金，使其完全接受公平的市场竞争，或许可以更好地适应国际规则的挑战。

３ 国企海外并购的高成本和后续经营管理问题

近年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走出去”或“出海”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选择。然而，海外收购是一项高风险的长期投资活动，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失败的项目，交了大量学费。中资在澳大利亚的实际情况似乎也如此。据我们走访的澳洲中国商会介绍，由于所有权、业务领域的差异性较大，目前商会还难有比较准确的中资统计数据。不过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在澳的中资国企大多并未获得预期收益，盈利的并不多，亏损似乎是常态。这正如《麦肯锡季刊》2014年2月的一份报告（王平、徐浩洵：《扬帆海外：中国国企的世界梦》，《麦肯锡季刊》,2014年2月）指出的，深入观察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轨迹，可以看出目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总体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国际化进程上经历着跌宕起伏，而国际化成熟度仍然偏低。中国国企全球化的速度尚落后于亚洲一些国家的企业，中国企业在真正成为全球赢家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一项近期案例研究揭示，具有过度自信特质的管理者倾向于进行海外收购，且在收购时更偏好现金支付和负债融资，然而海外收购并没有提升公司业绩，反而会带来负的财富效应（邓路、徐睿阳、谷宇、廖明情：《管理者过度自信、海外收购及其经济后果——基于“兖州煤业”的案例研究》，《管理评论》2016年11期）。尽管国资经理人并不一定如该篇论文定义的“过度自信”，其海外并购实质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或是资源控制型、或是市场搜寻型、或是财务回报型），内保外贷、债务融资等金融手段的运用，也不乏从中外金融制度和市场差异中获得制度性套利收益之动机，但无论如何，任何一项商业活动，最终仍必须满足“利润原则”，否则高成本、长期亏损的海外并购不论其影响多么巨大，总是不可持续的。能力与理智是海外并购的基本前提。中国企业应当首先在产品创新、业务模式、领导团队、管理体系、社会责任等方面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强化“内功”。其次公司管理层对实施海外收购的潜在政治和经济风险应有更充分的认识。除了初始投资外，对于人力成本、基础设施、环保、社区融入、后续投资等方方面面的显性或隐性成本要进行细致测算，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和科学决策，无疑能够增加“出海”的成功概率。此外还应当在“学习期”中不断补课，要着力淡化政府背景色彩，坚持以市场化的竞争中立原则来从事市场交易，尊重当地法律和习俗，从而主动、有序地融入当地市场和环境，才能真正实现全球化的梦想。

“走出去”是我国开放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国政府而言，应把完善中长期制度建设和短期相机调控结合起来，在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防范对外投资风险，对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进行关注，充分识别大规模的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引导有关企业审慎决策，同时纠正宏观政策扭曲，完善金融和外汇制度，减少制度性套利机会，规范市场秩序，如此方能促进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