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惠于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以及资源成本，“东盟制造”或许正在逐步接管“中国制造”曾经拥有的市场统治力。

　　有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企面向东盟诸国的投资额已经连续三年超过对中国的投资。这一数据并不让人意外——正是在三年前，东盟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就已超过中国。

　　比数据更为直观的是，今年年初，曾为耐克、普拉达代工的东莞兴昂鞋业宣布停产，并将产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韩国三星亦在今年宣布将两亿部智能手机的订单交予越南生产。

　　中国制造业“东南飞”的原因不难解释。由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发布的《2016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蓝皮书》称，目前中国人力成本明显高于东南亚其他发展中国家——2015年，中国工人月薪高达325.6美元，而同期越南工人月薪平均仅为149.9美元。此外，融资贵，物流、电、油等要素成本的攀升亦不容被忽视。

　　“在传统机械制造、纺织等特定领域，中国与东盟确实存在产能竞争的关系。”2日，由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主办的2016中国—东盟产能合作高层论坛在南宁举行，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陈衍泰在论坛期间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

　　除了在国际市场上“肉搏”外，“中国制造”与“东盟制造”的竞争亦可能蔓延至产能合作领域。

　　业内人士透露，一些东盟国家已不再满足于仅从中国引进产能，而是倾向引进中国的人才和技术，将产能合作转化为“东盟制造”的“升级利器”。

　　但对中国来说，在制造业吸收外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企业不断向外迁移的背景下，鼓励企业去境外设厂可能会加剧某些领域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并借助成本优势对市场上的“中国制造”造成“挤出效应”。

　　而产业空心化则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与经济增长的下降，毕竟在结构转型尚未完成的当下，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

　　解决这一问题，“双升级”成为了一条必要路径。

　　其一是推进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在中国官方的顶层设计中，推动国际合作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良性互动，被明确为国际产能合作的方针之一。陈衍泰表示，在市场的调控机制下，地方政府会倾向于留下高端产业，而鼓励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外迁，这本身即可倒逼区域内的产业升级。

　　官方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在应对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中实现高端化跨越发展。这将是产能合作中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关键举措。

　　其二是推进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的升级。陈衍泰认为，改变中国与东盟简单的互补性货物贸易结构，推动产业内分工乃至更加细化的产品分工，将有助于避免恶性竞争的发生。

　　多数中国专家仍然认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利益远大于竞争。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院长刘迎秋表示，中国面临着生产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而东盟国家也各自存在着市场狭窄、就业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短板，加强互补合作、摒弃零和博弈符合双方利益。

　　刘迎秋认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生产要素和生产能力的互动，不仅可以唤醒当地‘沉睡’的经济资源，发掘各类市场，而且有助于以较快的速度、较低的成本、较高的质量，实现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助互利，这正是产能合作的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