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与澳大利亚正在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谈判集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配额问题，特别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具有比较优势的羊毛产品的进口配额。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自由贸易区对整体经济的潜在影响。一般而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应当是有收益的，否则就没有建立的必要，要考虑收益能否和损失相匹配，也就是说，中国和澳大利亚双方在谈判中能够根据预期收益承受什么样的可能损失。第二，配额的不同变化方式对于羊毛及相关产业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羊毛进口配额一旦放开，相关产业会受到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部分产业可能受益，而另一部分产业则可能受到损失。对这些影响进行评估，就可以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相结合，判断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其中的配额政策变化具体将带来的经济效应，以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角度来看，它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区域内部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就需要能够同时考虑反映多个经济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经济模型。最主要的就是考查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关税削减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贸易传导至各个国家内部，对国家具体产业的影响，进而对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影响。为此，需要考虑相应的分析方法，使用合适的数据进行分析。

　　设定基准方案与政策方案

　　本文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分析中澳建立自由贸易区后羊毛配额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是美国普度(Purdue)大学开发的包含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间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主要用于分析贸易、资源与环境、国内补贴等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全球不同国家经济和贸易的影响。GTAP模型可以模拟国际贸易带来的各种可能影响，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灵活地分析关税削减、地区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和贸易及补贴政策调整等因素带来的国际贸易价格和数量的变化，以及各个地区福利变化等，是贸易政策、贸易制度变化的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自1993年推出以来，GTAP模型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本研究的基准数据为GTAP7数据库，包括世界各个地区经济运行数据和贸易流量数据，其中包括各个地区投入产出表、双边实物贸易流量、服务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数据、农业国内支持数据以及农业出口补贴数据、能源数据。

　　本文根据中国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的一些相关情况以及羊毛产业的研究背景，分别设定了基准方案与政策方案。

　　基准方案为中国与澳大利亚没有建成自由贸易区，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羊毛的关税和配额进行调整。中国羊毛配额及配额内外关税如下：

　　政策方案的设定考虑了多种情况，包括完全贸易自由化方案A(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所有商品关税削减为零)和相对保守的贸易自由化方案B(羊毛继续实行配额管理，但是逐步减少配额外关税10%、50%、80%三种关税情况)和方案C(不使用配额外关税的削减，而是增加澳大利亚的羊毛国别配额10%、50%、100%).

　　权衡多方面利益影响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通过关税削减等方式，促进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从而对于各个地区生产和消费起到促进作用，最终增进区域内各个国家的福利，提高居民收入，减少贫困。对于全球贸易模型模拟结果的分析，也是从贸易量和贸易价格的变化着手，分析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对区域内各个国家的贸易、价格、生产和居民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

　　分析将首先考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然后再对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变化进行分析，考查贸易、价格、生产和收入的变化。此外，对于贸易量和价格变化的分析，还需要注意该分析与实际贸易资料，即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所反映问题的差异。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是实际贸易量的真实记录。根据对UNCOMTRADE数据的分析，自2000-2009年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国家之间绝大多数产品的双边贸易均大幅度增长，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产品贸易量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情况。

　　从世界整体的宏观经济来看，中国和澳大利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影响非常小，同时由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对于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影响各有不同。世界贸易价格指数在各种政策方案中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配额外关税削减幅度的增加或配额的增加都会使贸易价格下降幅度增大。同时，在全面削减关税的方案中，世界贸易量增加的幅度要大于10%的关税削减或配额增加后的结果。尽管价格下降的同时贸易量也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加主要是由于自贸区内部贸易量的增加和关税削减所致，对于世界范围的福利效果还需要单独考查。表中世界福利变化数字表明，自贸区的建立虽然在区域内部可能产生福利增加(稍后会单独讨论国家福利变化)，但是总体福利却由于贸易转移效应而增加不多。值得注意的是，政策B和C出现的福利损失，可能是由于政策B和C的关税配额制度的存在，使得贸易转移效应大于贸易创造效应。

　　具体到各个国家来说，各种政策方案下的福利变化除了澳大利亚和中国外基本上都是受损。澳大利亚在各种政策方案下都是受益者，在政策A完全削减关税情况下，澳大利亚的受益最大；在政策B和C的几种不同子方案下，随着配额外关税削减幅度的增加或配额的增加，澳大利亚的福利表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而中国只有在政策B和C的10%削减子方案中才是受益者，在其它相对自由化的政策方案中，中国都受损。

　　与中国有较多羊毛贸易的新西兰、南非和乌拉圭，在政策A中都受损较大(相对于政策B和C)，而由于政策B削减配额外关税的受益者是所有进口国，所以在此方案下各个地区受益最大，有几个国家在80%削减方案下还出现了福利增加。但是在政策C下，主要羊毛出口国只能享受到由于澳大利亚羊毛出口中国而让出其他进口国市场的少许福利，不能享受到中国增加配额的福利，所以福利增加没有关税削减政策增加的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基本没有受到羊毛贸易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主要是受中澳羊毛贸易量变化对纺织服装等产业和贸易量的影响所致。

　　从世界贸易角度来看，羊毛贸易受到的影响最大，其它产品则根据与有羊毛产品的关联度不同而有差异，羊毛产业下游产品受到一定的正面影响。在政策A中，羊毛贸易量增加最多，达到32.578%。中澳间的关税削减和配额的完全取消对于促进羊毛贸易作用最大，单独增加澳大利亚配额同样会促进羊毛贸易。这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羊毛出口占世界贸易较大份额，对中国出口的增加显著提升了世界贸易总量。政策A的贸易量增加大于政策B，说明世界范围的关税削减还是作用更大一些。此外，羊毛贸易量的增加还带动下游产业产品贸易量的增加，主要是纺织服装等，增加幅度都在0.5%左右，相对于这一大类产品较大的贸易量基数来说，增幅相当大。

　　从世界产品价格角度看，主要的影响仍在于羊毛，其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同时，由于关税和关税配额等削减，对于下游产业来说，其价格反而有所下降。在政策A完全削减关税时，羊毛价格上升幅度最大，达到6.263%；政策B和C的变化幅度越大的子方案中，羊毛价格上升幅度也越大。说明一旦羊毛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减弱后，对羊毛的需求就会促进羊毛价格上升。但是，下游产品，如纺织服装等并没有出现价格上涨，反而有所下降，说明价格上涨的部分主要还是原来的关税。

　　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中国方面主要是纺织品服装等优势产品得到好处，生产有一定的增长，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则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羊毛生产下降幅度较大。在政策A中，相对于基准方案，羊毛产量下降23.7585%，而在政策B和C中，除了10%关税或配额的变化影响小于1%之外，其余下降都超过1%。这说明如果改变现有关税配额政策，有可能会导致中国羊毛产业一定程度的萎缩。但是纺织服装产业受益，产量增加，在政策A、B和C的所有方案中，只有两个10%的方案没有超过1%，其余都超过1%，考虑到中国该类产品产量巨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受益项目。

　　从进口方面来看，政策方案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羊毛进口大量增加。与生产方面的产量下降相对应，进口幅度的增加也是政策A、B和C下的显著变化。政策A变化最大，进口增加60%以上，政策C中50%和100%的配额增加也导致进口增加超过20%，相对于羊毛原本已经比较大的贸易额来说(2008年就已经达到近18亿美元)，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增幅。同时，畜牧业产品进口增加幅度也较大，这也是澳大利亚的优势产品，得益于自贸区的建立而对中国出口的增加。

　　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自由贸易区后，由于上述生产和贸易量的变化，也会对要素回报率产生影响，也就是将影响到要素价格。

　　对中国整体平均而言，土地和资本基本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劳动力价格有上升趋势，但是总体影响不是很大。然而，对羊毛产业的要素影响则非常明显，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价格都有较大幅度下降，特别是从事农牧业生产的非熟练劳动力(包括生产羊毛的牧民)，在政策A中的价格下降幅度甚至超过20%。考虑到非熟练劳动力多数可能是贫困人口，则各政策设定对于贫困人口的影响就成为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比如，一旦采用比较自由化的贸易政策方案，就应当相应给予从事羊毛生产的非熟练劳动力一定的补贴，帮助其渡过难关。

　　立足主动权决策

　　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自由贸易区既有利也有弊，应当慎重对待，化解不利因素，使中国在自由贸易区谈判中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特别是关税配额问题，不应轻易放开关税配额，这样中国在未来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才能占据主动权，对国内羊毛产业提供较好的保护。

　　另外，鉴于目前我国羊毛产业在国际上还不具备比较优势，应当加大力度扶持该产业发展，以更好应对未来的国际竞争。

　　(作者单位：林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曹慧，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张海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农业合作与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