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9月4日发表题为《出口依赖正在毁掉德国》的报道，现摘译如下：

　　如果德国的经济模式代表欧洲的未来，那么这对我们都将是大麻烦。但是目前看来，德国模式似乎正是欧洲国家的努力方向。默克尔的再次当选保证了德国的未来仍掌握在正确的领导人手中。德国应对欧元区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似乎已成为欧洲其他国家为保持经济竞争力而竞相模仿的样板，这个样板就是降低劳工成本,在过去10多年里保持出口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础而不犯错误。

　　但是对一个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不应该建立在工人低工资的基础上。2003年以来，德国失业率不断降低的原因正是创造了大量低薪工作岗位和大量灵活兼职工作岗位，而这些岗位并没有给予这些二战后出生的工作者应有的福利待遇和劳保措施。在西欧国家中，德国工人低薪的比率最高，只是在去年，由于通胀和生产率的提升，德国平均工资在几乎保持10年未动后才有所增加。

　　从理想的角度看，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应该通过研发和投资保持经济竞争力。而实际上，德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已经从1991年的24%降至18%以下。近期，经合组织发布的德国经济调查称，德国的投资自2001年来，一直低于G7其他成员国水平。即使德国的出口和就业在2003年实现双繁荣，也没有促使工商界增加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更是不足。

　　发达国家保持在产业价值链上端并保持高生产率的另一个办法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即加大对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在加拿大、法国、日本、波兰、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工人占劳动力的比率至少比德国高10个百分点，在大多数行业甚至要高20多个百分点。而且在发达经济体中，年龄在25-34岁之间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率，比上辈人低的只有两个国家，那就是德国和美国。德国过去未能增加在公共大学教育体系内的投资，私有部门也未能扩大其名声在外的学徒培养体系的投入。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德国的生产率增长要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低。以小时为单位，德国GDP 的增长率要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低25%，无论是在90年代中期还是本世纪前10年，还是与处于泡沫时期的美国、英国比，这种情况都是如此。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德国保持其竞争力的方法就是降低工人工资和向东方转移生产基地。

　　德国企业对华出口增加也不能抹杀这样的事实。包括德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在过去40年中已经下降了15%，下降较小的只有日本和意大利，而且制造业均不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引擎。

　　有人可能会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技术含量低的劳工面临工薪下降的压力，而德国在此形势下采取的应对措施效果最好，而且也不是德国一个国家这样做了。但是这种评价不应混淆我们的观点和判断，那就是可以通过实施不同于德国的改革方案，获取同样的结果。

　　德国的投资不足是其深层经济结构问题所致。对出口的依赖已经使得决策者偏离了对老产业进行银行资本再集中，放开服务业管制，激励资本重新配置的道路，也放弃了加大在基础设施、教育、技术开发等领域的公共投资，这些都有助于增加追逐利润的私人投资，最终实现经济和工资的同时增长。

　　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剥夺了德国工人本应该享受到的薪金、储蓄和消费，使得工人们只能依赖对外出口换取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更重要的是，从某些方面看，这意味着他们在朝着产业价值链下方走，而不是朝上走。欧洲其他国家沿袭的德国的道路更会加重价值链下行的趋势。

　　无论是对德国还是欧洲的未来而言，通过降低工人薪金换取经济增长的策略算不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