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考虑到越南建厂。”不久前，在一次业内人士沟通会上，大杨集团董事长李桂莲表示。美尔雅董事长杨闻孙则认为，“柬埔寨比越南的条件还要好些。”

　　看来，国内服装企业也已经感觉到压力了。

　　5月5日，中国广交会新闻发言人刘建军在广州公布，截至5月4日，第111届广交会累计到会采购商近21万人，来自213个国家和地区，比第110届同期增长0.23%，比第109届同期增长1.23%。

　　刘建军称，受欧债危机影响，欧盟到会采购商和成交金额分别下降15.5%和5.6%。受美国就业形势严峻影响，美国市场成交金额下降8.1%。金砖四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成交增加4.1%，非洲国家成交增长13.5%。他认为，“开拓新兴市场的成效逐渐显现。”

　　此次广交会成交，中短单占比居高不下，长单占比依然偏低。6个月以内的中、短订单占比达到86.3%，长单占比仅为13.7%。“反映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采购商下单谨慎，国内企业担心原材料价格、汇率波动，不敢接长单。”刘建军分析。

　　据广交会组织者观察，参展企业较为关注汇率问题。企业表示，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的环境下，企业有三种应对策略：一是通过产品加价来转移汇率升值负担，但这会造成客户流失；二是自己消化，但会降低利润；三是企业与客户共同承担风险。

　　启动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以来，为过热的中国经济适当地降了温，暂时降低经济的风险。接着，人民币在国际市场面对升值压力，再加上投机者的炒作和投资活动，都使这条东方巨龙面对压力，就连四小龙之中的香港和台湾都受累。

　　据悉，整个东莞市服装行业利润由之前的1.4％下降到如今的0.4％。超低价抛售的背后，是这个“服装之都”的巨大悲哀。至少在眼前看来，当地的服装产业模式还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在大莹东方国际女装城门口，搬运工张师傅正将货主刚批发的服装搬到拖车上，而离他不远处的街边，还停了一排待租的小型顶篷货车。张师傅称，这种T恤主要是销往四川、贵州、江西等地，在当地一些乡镇卖得很好。过去的几个月里，内地许多商家都来大批量购买这种T恤。

　　这种看似低价的T恤，被输送到内地乡镇市场之后，转眼就可以卖出比批发价高五六倍的价格。一名来自重庆万州的服装商人张伟说：“以前我的一个朋友就是通过在乡镇上卖东莞服装发了财，一年就赚了20多万元。在朋友的劝导下，我这才开始做起了服装生意。”

　　在外人眼里，这种在内地乡镇市场上大批量销售的服装业存在着暴利，但在像梅艳华这样的虎门老板们看来，其中的暴利只属于产业链条终端的零售商和卖场，而与自己无缘。“我的客户一件衣服经常可以赚几十元的利润，而我们做批发只有几毛钱。”梅艳华的语气中带有几分怨气。据她介绍，在人工工资和布料成本增加后，再除去税收、仓储管理、门店租金等费用，批发一条牛仔裤的利润常常只有一两元，最低的时候甚至只有3毛钱。看到记者一脸的惊愕，梅艳华补上一句：“你可能不会相信利润如此之低，但事实就是这样子。” 

　　梅艳华所说恐怕并非虚言。记者走访众多商户后，听到最多的就是对利润太少的抱怨。一位吴姓商家称，“今天你觉得可能是以最低价格批发，但别人明天可能比你更低，最后大家都没有赚钱的余地。”他介绍说，淡季时一条裤子只赚1毛钱的生意也做过。

　　当时，金融海啸让以广东、浙江为代表的“世界工厂”出口剧降，库存量也随之节节高升。“经济危机爆发后，我们就很少接到出口订单了。去年有很多服装加工企业都关闭了，我们坚持了下来，厂子没倒掉已经算是幸运了。”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梅艳华至今仍心有余悸。

　　随着经济的回暖，尽管贸易数量和零售额在增加，但并没有为服装生产加工企业带来利率的增长。对此，舒老板曾抱怨说：“最近几个月我们销往内地的订单确实在增加，但内地购货商的单通常量都比较小，而且还把价格压得很低，否则就不买你的货。”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虎门镇的服装生产加工企业却不能把成本增加的压力向下游释放，反而持续被零售商挤压，并由此陷入产业链的困局。

　　“原材料价格上涨了，我们的出厂价原本应该相应地上涨，但上涨空间却极其有限，只能涨几毛钱的样子。如果涨得太高，好不容易建立起关系的客户就会跑到其他厂家那里。”欧阳表示，有时候为了维持稳定的客户，不得不向商家让利。

　　事实上，在东莞市的服装生产企业中，大部分企业生产技术含量低，设计能力较差，加上本身处于低端行业，获得的利润并不多。如此一来，原料成本的增加，再加之对零售商涨价的投鼠忌器，很多厂家都不得不吞下利润越摊越薄的苦果。

　　除了原料成本，人力成本的增长也成为悬在众多中小加工企业头上的利剑。

　　如今，东莞的服装产业面临一个危机在巨大压力面前，如果出现大量服装加工厂关闭和停产，厂房闲置，虎门服装产业将面临一个巨大的产业“空心化”危机。

　　过去，中国大陆是以廉价劳工来吸引外资，如今，沿海地区的法定最低工资已急速攀升，许多城市的最低工资已增加到人民币600元，远比东南亚和印度半岛许多国家还高，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还未考虑在内。

　　在劳动成本方面，还有一些中国国情，外来投资者未必都了解。因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造成这些打工者不可能在打工的地方安顿下来，这些工人离乡背井，远道来到城里，目的是想多挣点钱，回老家过过较舒适的生活。因此，他们通常会“主动”要求加班，超时工作，挣够了便回老家。那些企业未能提供足够加班工作或工厂已实行三班制，员工流动率往往居高，很难聘请到工人。有些企业索性以两班制，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来代替三班制，公司可以节约一些成本，工人又可以增加收入，这是“双赢”的局面，但当地政府往往会按违反劳动条例为由，频频给企业送罚单。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不单人口老化问题日趋明显，大部分独生子女都不愿参与劳动队伍。城镇里，年轻耐劳的劳动阶层大幅度减少，中年以上的熟练工人陆续转行，留下来的生产力也大不如前。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人的质量意识相对薄弱，短时间还无法与国际接轨。起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国文化，凡事“差不多”，对质量要求不高，许多员工觉得老板们都过于“吹毛求疵”。

　　总结了上述的各项偏差，这“世界工厂”就一无可取吗？事实刚好相反，中国还存在许多无可替代的优点，中国之所以享有“世界工厂”的称号，绝对有其实力。

　　首先，它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也有现成的人才与人力市场，许多优秀的蓝白领人才都是跨国企业的佳选，确实是“价廉物美”。

　　其次，中国有完整配套的上下游工业，各类主要工业原材料应有尽有，有效地降低了许多工业的制造成本和营运库存。

　　况且，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特有的生活环境，远比许多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强，更使许多外商流连忘返。同时，过去各区政府大力招商引资，也累积了足够的外商投资条件。再加上国际许多跨国公司，不愿错失分享大蛋糕的机会与心态，也要搭上这新崛起的顺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