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并不黑，因为就其100%的“存在性”而言，黑天鹅的“被发现”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对于小概率事件的莫名惊诧，往往让市场忽视了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在逻辑。形势的逆转、风险的积聚、危机的抬头，这一切的发生似乎很突然，看上去则像是无奈的偶然，但就本质而言，却是潜在的必然。如果把视角拉远，我们现在所处的2011可能只是一个危机的“中转站”，从2007到2010，我们走过次贷危机、市场危机、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站在2011年中的十字路口，我们赫然发现，刚刚到来的复苏盛宴还没到高潮就已然被人莫名偷走了狂欢的酒杯。曾经值得信赖的美国国债突然被推到了技术性违约的风口浪尖，曾经令人艳羡的美国经济突然变得暗淡无光，曾经固若金汤的欧洲货币区突然变得貌合神离，曾经美轮美奂的新兴市场则突然变得暗礁潜藏。

　　形势突变的背后，有怎样的一种逻辑，又有怎样的一种必然？在笔者看来，危机的性质演化和重心转移是理解这一切的关键。结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理论解释和现实观察的实践经验，笔者将危机分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市场危机、增长危机、债务危机和复合危机。货币危机对应着货币秩序的崩坏、物价形势的恶化和货币变量的巨变；银行危机对应着流动性的枯竭、信用制度的裂化和银行体系的滑坡；市场危机对应着预期系统的紊乱、市场心理的崩盘和恐慌情绪的充斥；增长危机对应着经济衰退的侵袭、自然水平的下降和就业形势的恶化；债务危机对应着主权风险的徒增、发债过程的受阻和财政巩固的缺失；复合危机则对应着以上数种甚至全部危机的同时并存与效应叠加。从历史来看，市场经历过很多次单一性质的危机，却很少邂逅综合性的危机，这也是“大萧条”如此让人刻骨铭心的真正原因；从现实来看，2007至今的危机演化勾勒出“银行危机到市场危机、到经济危机、到债务危机”的主线，并于内在逻辑的支配下朝新的方向继续演化。那么，在美国债务上限提升、技术违约警报业已解除的当下，危机的下一站在哪？

　　下一站是货币危机。经济的血脉是金融，金融的支点是信用，信用对于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而言永远是趋势演化的核心。从根本上看，危机就是信用的缺失甚至崩溃，2007-2010年，银行间市场的信用崩溃直接导致流动性枯竭、银行危机爆发，国际银行业受损严重，其在经济金融运行中的信用扩张和信用提供作用大幅削弱，进而导致整个市场的全面恐慌和实体经济的大幅衰退，使得市场危机和经济危机接踵而至。而在微观领域银行和市场的信用缺失已经难以通过自身力量得以修复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开始广泛提供政策援助，以“政府信用”弥补“银行信用和市场信用”的缺位，进而阻止了危机在微观领域的蔓延，但危机只是被遏制，并未被真正消灭，政府信用对银行信用、市场信用的过度替代与填充直接导致了违约风险从“微观到宏观的升级”，政府信用自身开始出现裂缝并逐个塌陷，从微不足道的中东欧，再到值得关注的希腊、“欧猪国家”，再到比较重要的意大利、西班牙，再到举足轻重的美国，主权信用的缺失逐步深化。那么，接下来，各经济体又将以何种信用来填补主权信用缺失所留下的空洞呢？逻辑演化清晰地显示，那将是货币信用，牺牲货币信用换取主权违约风险根本性的下降和债务负担的缓解已经构成了诸多国家潜在的偏好所在，尤其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美国和欧元区，美元和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赋予其难以抗拒的诱惑：用发行货币和有效汇率贬值一劳永逸地减轻实际债务负担、向外分摊债务成本。值得强调的是，不管现实中美国、欧元区这样的强权经济体有没有真正去“无责任地”超发货币，只要有这种偏好的存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层紊乱、全球通胀的真正抬头、全球货币政策的博弈恶化、汇率市场的巨幅波动就难以避免，危机朝向“货币危机”的演变也将难以根本扭转。

　　令人担忧的并不是货币危机的必然显形，当前，市场已经对美元的长期贬值、QE3的卷土重来、全球通胀的压力不减以及货币战的持续恶化形成了有效预期，货币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的深度影响虽不容忽视，但也不可盲目高估。真正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是，“货币危机是不是危机演化的终点？”笔者以为，从逻辑出发、从苗头解析，答案也许并不那么乐观，就目前而言，货币危机后复合危机真正袭来的可能性不容轻视。

　　对复合危机的担忧源于以下几点原因：其一，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的效力叠加已经初步显现，一方面，债务危机必然引致财政巩固，而财政巩固又将拖累经济增长，2011年上半年，美国政府的支出削减措施已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超过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损失，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已向下修正至0.4%和1.3%；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必然削弱偿债能力，而偿债能力下降又将加大长期债务违约风险，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经济高频数据大范围走弱，失业率连续三个月上升，从8.8%升至9.2%，平均失业时长等先行指标则预示着就业形势将进一步恶化，消费作为增长的核心引擎已经初露颓势，上半年的零售数据甚至创下战后数十年的次低水平，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大幅下滑，经济复苏的动力显著减弱。此外，欧元区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面临着同样的债务/经济同时恶化的尴尬问题。

　　其二，各类危机之间深层矛盾难以有效调解。一方面，全球范围内货币危机和市场危机、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普遍存在，美元贬值预期下全球通胀压力的真正抬头限制了各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运用货币政策激励市场信心、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普遍存在，宏观主权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制约了全球政策制定再度出台大范围财政救助政策的手脚，财政巩固的客观要求使得调控的“有形之手”渐趋乏力。

　　其三，危机结构的逻辑演化呈现出“从微观到宏观，再到微观+宏观”的不利趋势。一方面，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力度大范围减弱、主权债务问题普遍存在的背景之下，宏观层面的风险已经显著积聚；另一方面，国际银行业近来也呈现出盈利能力下降、金融风险上升、资本市场表现乏力等不利倾向，发达市场的各类企业面临着需求下降的挑战，新兴市场的各类企业则面临着融资乏力的困难，微观层面的风险也正潜在上升。宏微观的风险碰撞为危机演化增添了复合化的注脚。

　　总之，拉远视角，长期内危机的演化逻辑让笔者对复合危机的出现心存担忧。即便当下的全盘数据并不全然支持这一趋势方向，但至少，这种危机演化的可能性不容忽视。从历史看现在和未来，这种担忧更加意味深长。回顾大萧条历程，美国股市曾于1929-1932年有过四次超过20%的反弹，还两度出现短期经济数据大幅反弹的迹象，特别是1932年下半年的反弹更让市场产生了复苏将至的幻觉，结果突然的趋势恶化让市场措手不及，最终使得1932年美国实际GDP收缩13%，成为大萧条期间最惨淡的年份。而且，在大萧条结束之后的1933－1936年间，美国经济复苏看上去强劲有力，但实际上却饱含风险，最重要特征是失业率持续上升且美元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发生，“低就业、高通胀的复苏”最终导致周期的再度逆转，复合危机爆发，1937至1939年美国经济又一次陷入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