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在岁末奏响了最强音，正式成为WTO第143个成员。而在此之前，中国历经的漫漫15年入世谈判，见证了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开放市场的过程。

　　确定“市场经济”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标志着中国重新融入国际舞台。当时的关贸总协定(GATT，是WTO前身)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一点都不神秘的国际性经济组织，似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一样，写申请然后加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关贸总协定在当时的中国眼中是“富人俱乐部”和“美国对外扩张的御用工具”，所以入关的想法在中国一拖再拖。

　　也就在这个时候，世贸研究的拓荒者薛荣久教授借调至外经贸部。在他为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准备国际经济关系部分发言稿的材料时开始了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深入研读。他发觉在1965年新加入的一些协定有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影响，因而他对“富人俱乐部”与“美国扩张的工具”这两个说法产生了质疑。

　　这一质疑成为了中国开始研究WTO的契机，20世纪80年代初，薛荣久发表《正确认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性质与作用》一文，提出中国应尽快复关的思路。

　　其实中国是《GATT1947》的23个创始缔约国之一。1950年国民党政府退出关贸总协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与关贸总协定有过交往，所以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就称为“复关”。

　　“复关”离不开全球对中国“入关”的需要。就在1982年，关贸总协定组织开始了全球纺织品协定谈判。由于中国是纺织品出口大国，而且中国对外贸易总量进一步扩大，中央于1987年开始了“复关”(即后来的“入世”)谈判。

　　不过之后的谈判并不一帆风顺，质疑直指“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1987年到1992年底，这是外国审议中国的经贸体制是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当时在中国的理论中非常忌讳‘市场’一词。于是，我们在向关贸总协定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将中国的经济体制描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薛荣久说，“但是没有人能听懂这种表述，他们认为市场与计划调节是完全不同的范畴，不能结合，而且他们质疑体制的稳定性。”当时最有意思的一种说法是，“企业中书记是核心，厂长是中心，这两心如何结合？是否书记代表‘计划’，厂长代表‘市场’？不同的层面上如何决策？”

　　不过随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及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在政治层面上立刻解决了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对入世谈判扫清了最大的障碍。在与外国人谈判中已经找到了‘市场经济’这个共同点。”薛荣久说。

　　解决“开放市场”

　　如果说，从1987年到1993年6年时间的谈判，解决了承认“市场经济”这个难题，1993~1999年进行的多边谈判，实际上解决了“开放市场”这一问题。

　　1993年，在关贸组织中，发达国家实行的是平均6%的关税标准，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15%的关税标准，而当时中国的名义关税平均值是43%。由于中国有各种减免税优惠政策，税率实际上没有这么高。加入关贸组织，开放市场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开放市场的力度、速度、规模是不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可以有一个过渡期。但是美国要求中国应按照发达国家标准来开放市场。这被众多专家认为是这一阶段谈判中的一个难点。

　　另外一个难点是谈判难度大，“有37个成员要与我们谈，而且不同成员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有些成员好谈，如冰岛，它的产业主要是渔业，只要把海鱼的进口关税降下来就可以；哥伦比亚的出口产品主要为鲜花、咖啡，这两种产品关税降下来对我们也无多大影响。最难的是与美国的谈判。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说，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非常全，对于中国进出口的6000多种税号全部都有兴趣。所以我们都必须一个一个谈。”参加中国复关谈判的重要人之一龙永图表示，“尽管最后美国选择了4000多种产品与中国进行谈判，但这造成了漫长的谈判时间。”

　　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的成立使得中国开始了“复关”冲刺。因为“从1995年1月1日起，银行、保险、通讯等行业的市场开放问题也要纳入谈判内容。但由于国内的部门分割等原因，这次冲刺未能如愿”，《世界贸易体制下的中国》作者艾博特表示。

　　“1999年11月14日下午，与美国贸易代表的谈判还有7个问题没有谈妥，美国代表态度很强硬， 并扬言第二天一早就回国。在这个关键时刻，朱镕基总理亲自出马，并在第二天到经贸部参加谈判。在坚持重大原则的基础上，中美最终达成协议。”龙永图表示。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四届WTO部长级会议上，时任WTO部委会议组委会主席的尤素夫·侯赛因·卡马尔敲槌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